本报记者 周惟菁

　　35岁的邵亦波在2008年又添加了一个新身份：经纬创投中国联席管理合伙人。

　　自从2003年以22亿美元价格将易趣卖给eBay之后，在外界看来，邵亦波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带孩子”。

　　其实，从2006年开始邵亦波又开始“闲不住了”。截至今年年初，他不仅参与四家公司的创业，并且帮助经纬创投建立了经纬中国团队。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几年邵亦波同时游走在创业和创投之间。

　　参与四家公司创业

　　从易趣隐退之后，邵亦波再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是2006年底与前Google亚太区市场总监王怀南创立宝宝树(Babytree)。

　　两人在美国见面时，讨论了各种创业的想法，取舍之下，两人决定建立一个年轻父母交流育儿经验的社区网站。

　　早教市场这几年颇受资本追捧。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的数字，中国大陆0至3岁婴幼儿共计7000万人，其中城市婴幼儿数量为1090万人。这个大市场的诱惑，使得“红孩子”、“0-6妈妈说”等网站受到了风险基金的青睐。

　　宝宝树CEO王怀南算过这样一串数字：根据调查，一般城市儿童每月消费额多在500元至千元之间。如果按30%用于教育消费计算，每月最低消费额有150元。如此算来，国内早教市场规模可达100多亿元。

　　宝宝树也想从中分到一杯羹。宝宝树从2007年3月8日上线之后，由于邵亦波和王怀南的个人品牌效应吸引了多方注意。在初期发展中，宝宝树一直致力于用户体验、活跃社区、提高网站知名度，而对外界有关其盈利模式的疑问则一直避而不答。

　　近日王怀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2008年至2009年，宝宝树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发展：线上社区广告、线下线上社区结合、父母育儿商品和服务需求。

　　和许多社区网站一样，线上和线下结合是必要的一环。1月底，宝宝树快乐成长中心建立是其走线下的第一步。邵亦波和王怀南在此前调查中发现中国早教已经有一定基础，但调查中国诸多早教品牌之后，发现整个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同一个品牌之下不同城市的教育中心质量也不同。邵亦波希望宝宝树能像“如家连锁”那样，不过提供的是早教领域的标准化服务。

　　在宝宝树的第一个早教中心，这个团队开始实践自身设计的教育体系和课程，培养核心团队，建立和完善连锁店的管理体系、培训体系和信息管理体系，然后向全国扩张。另一方面，宝宝树将拓展线上课程，甚至移动课程平台的运用。

　　在宝宝树，邵亦波既是创始人，也是投资人。两人分工明确。王怀南作为CEO,负责日常管理，邵亦波扮演参谋长的角色，负责公司的股权架构、财务、法务，以及与外界投资者的融资谈判。在2007年，邵亦波在宝宝树还未上线时，为宝宝树从经纬创投争取到了数百万美元投资。

　　宝宝树的二期融资将在三月初公布，同样来自经纬创投。王怀南告诉记者，此次融资规模在中国同类网站中将树起新的标杆，资金将主要用于网站和早教中心等的日常营运和业务拓展。

　　宝宝树的高调让邵亦波的这一次创业颇为显眼。

　　其实，早在2006年中，邵亦波与马克·罗特(Mark Lotter )、肖耿民一起低调创立了一家医药公司。

　　罗特曾担任在华最大的跨国处方药企业阿斯利康中国商务副总裁。而肖耿民，2000年曾在易趣担任过执行总裁，尽管这段经历并不堪称成功，半年不到便离开易趣。肖耿民曾是施贵宝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2001年与老上司前施贵宝中国区总裁Paul c.Contomichalos共同成立专注皮肤科药品的百润医药，相当成功。

　　离开易趣后，肖耿民和邵亦波仍然保持不错的关系。通过肖耿民的介绍，邵亦波结识罗特。

　　“我们在几个主要治疗领域看到极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如肿瘤、糖尿病、呼吸、泌尿、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治疗领域。目前为止还有许多世界领先的医药企业，尤其是生物技术公司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罗特说。

　　这些尚未进入中国的药品需要一个专注的渠道。在阿斯利康，罗特曾经设想可以在中国建立一家独特的国际医药企业，利用中国的特殊市场机会来发展与销售创新药品。

　　于是，三人共同创立了诺凡麦，为已有国外药品提供在中国市场的注册、生产、分销及销售服务，对处于后开发阶段的药品提供临床开发、药品注册、进口及商业化服务。

　　罗特透露，在两轮投资前，有“几位投资家已经表示投资的兴趣”。前默克公司亚太地区市场主管、凯鹏华盈合伙人李怡平(James Li)作为个人投资者就是其中之一，参与了诺凡麦早期投资。

　　在诺凡麦，邵亦波担任董事长角色，一方面负责融资事宜，一方面参与重大的战略决策和人才聘请。去年达沃斯论坛上，邵亦波巧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William Brody之后，力邀其担任诺凡麦独立董事。

　　在短短两年期间，诺凡麦发展了一支300人的销售队伍，并且在2007年下半年以及2008年初获得共计近2000万美元两笔投资。

　　正当众人猜测邵亦波是否又开始另一波创业时，邵亦波在2007年初宣布加入经纬创投，担任合伙人。在加入的这一年，经纬投资又投资百度前高管创立的爱帮网。

　　但与此同时，邵亦波还没有过足创业瘾，目前他正在参与两家企业的创业。据透露，其中一家很可能是佛山的一家瓷砖制造企业，产品主销国内，今年利润达到2000万美元。

　　陪练角色

　　虽然邵亦波还在乐此不疲地创业，但他并不担任CEO，不参与日常工作的管理。大部分时候，注重家庭的邵亦波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陪练”。

　　罗特在担任阿斯利康高管之时，三年内将公司从最初的600名员工和8000万美元的销售规模发展到员工人数达到2000人，销售额高达2.8亿美元。

　　“但是，管理一个大公司与创业又是另外一件事。许多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我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提供建议，告诉他我以前犯过的错误。”邵亦波说。

　　比如，在诺凡麦，包括其他公司，邵亦波发现了“请人走难”。在大公司和庞大的机构内，通常都有一定的冗余人员。但在预算有限、注重高灵活度和高效率的小公司，由于招人相对困难，以及创业者出于人情因素，往往一时不能下定决心辞退员工，造成较高的管理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的浪费。

　　邵亦波的基本观点看起来让创业者更头疼：创业者囿于人情难以决断时，他则强调请人走要快，招人也要快；创始人预算有限，希望找能力一般的人过渡时，他却认为目标要定得高，一定不要招勉强的人，寻找“两年以后还能称职的人”；创业者希望通过猎头慢慢寻找中高端人才，而邵亦波强烈反对这种拖延的态度，“招人最值得花钱，不能省钱”。

　　回顾在易趣的经历，邵亦波这方面的成绩可能也是不及格。“在易趣时，请人走从来没有太早过，都是太晚。招人没有太早过，也都是太晚。”这段经历让邵亦波现在能更为冷静地帮助CEO做决定。

　　曾有一名CEO在邵亦波面前提起某员工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邵亦波就会发出一连串的问题：你觉得他不行已经有多久了？如果这个人今天就走，对公司有什么影响？如果没有影响，为什么还不请他走？这个人要做什么事情才能留下来？根据CEO的回答，邵亦波提出具体意见，帮助CEO更快地决定此人的去留。

　　2007年，邵亦波接触的一家上海网络公司中，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创始人无法做出决定，于是也没有动力请新人进入。在和邵亦波沟通之后，这位创始人请走了四位中的三位高管，并且在一个月之内引进了两名新人。完成之后，这位创始人对邵亦波说自己“做了一个最好的决定”。

　　在创业公司的招人过程中，邵亦波一直认为有发展潜力比经验更为重要，小公司在发展中有各种转换方向的可能性，需要具备学习能力的人及时跟进新业务。于是，测试人的潜力成了邵亦波应聘中重要的一部分。

　　比如，在为诺凡麦面试一个换掉三份工作的应聘者时，他会仔细询问换每一份工作背后的具体愿意是什么，下一个工作为其增添了什么价值。邵亦波从中观察的是面试人是否对自己的未来有计划，是否有学习新技能的热情。聪明程度，也是邵亦波颇为在意的方面，在设计问题时，他的问题中往往包含另外一个潜问题，看对方能是否体会到潜问题且一并回答。

　　如此注重细节的招聘工作之外，邵亦波还扮演内部创始人协调的角色。他曾经成功帮助其中两家公司解决股权纠纷。采访中，记者问及他所看到中国创业者最普遍的问题时，邵亦波把股权之争摆在首位。

　　在初创阶段，创始人之间往往由于面子问题，同时也缺乏经验，没有将股份预先商定分配清楚，记录在案。之后企业发展一定阶段，创始人之间意见分歧，投资人进入，牵涉到股权划分时，事情突然变得复杂，摩擦骤起。

　　在过去的两年中，邵亦波接触过四家遭遇严重危机的早期公司，其中三家的问题出在股权上，另外一家最后因此完全导致失败。

　　邵亦波建议创始人之间尽早订好股权的分配，并且制定一个股份行权计划(Vesting Schedule)，设定双方在未来数年中如何逐步获得一定股份。这样，一方面对整个创业团队有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创始人在行权计划未满前离开公司，则无法获得剩余部分股权。

　　即使是如此，创始人也怕自己未来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只获得部分股权，因此并不主动选择这种预先设定安全方案。但邵亦波一定会坚持，在创始人之间同甘共苦时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一个创始人离开时再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只会把公司陷入更大的危机。

　站在投资的两边

　　有成功的创业经历，以及投资公司的履历并不意味着邵亦波自己做融资时能够轻松半分。

　　诺凡麦获得第一笔来自于Atlas风险投资500万美元的资金时颇为幸运。

　　2006年，罗特在欧洲的一次会上介绍中国医药市场发展,吸引了英国这家风险投资商的注意，于是来上海和诺凡麦谈投资合作，顺利地谈妥投资。

　　从2007年中旬开始，不断有投资机构表示了投资的意愿。罗特告诉记者，虽然诺凡麦第一轮融资所得足够使用到2010年，但诺凡麦决定开始第二轮的融资计划，目的在于引进增添价值的投资方，以及提供药品研发及重组的资金。

　　但第二次融资时，诺凡麦经历了不小的波折。

　　在第二轮融资初期，有多家VC曾经要进入。与投资对象历经了三个月谈判，最后在12月中旬，邵亦波和罗特准备融资文件时，两个投资方突然表现有一些犹豫，提出分期付款给诺凡麦的要求。

　　“这可能是他们要撤退的信号！”直接的结果是，其他VC很可能对诺凡麦产生疑问而退避三舍，第二轮融资时间可能会推迟一年。

　　“他们说的理由并不是他们自己想的理由。”公司定价以及VC对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速度放缓都可能是VC表示退缩的原因。但邵亦波的猜测只能是猜测。

　　邵亦波表示信心的方法颇为微妙。

　　他找到了其中一个VC,表示自己个人有意愿投资，如果他们愿意少投，这无疑给了自己一个机会，他愿意出资百万进入公司。接着，邵亦波又与另外一家VC说了同样一番话，对方回应可以“让你一点位置”。

　　不久之后，对方第一个电子邮件回复投资金额将一期全数到位。第二个VC知晓之后，也表示全数一期到位，并且不让分厘。诺凡麦将这笔资金用于扩大目前的商业运营之外，还将研发一至两款适合中国市场的新药。

　　可以说，在增加VC身份之后，邵亦波对于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心理都有相当理解。

　　在投资时，邵亦波也一直在反思如何改变VC的特性。

　　在某些时候，VC善跟风，但不善于说No，对创业者来说未必是好事。他们会拖延给出拒绝答复的时间，但同时会对创业者表现出阅读公司新资料的浓厚兴趣。他们既不想直接“伤害”创业家，也不给予明确答复。

　　邵亦波并不喜欢这种“吊着”的方式。

　　他表示，在自己做投资时，将在数日之内给出一个清楚的回复，对个别公司，提出一些意见，如果能做到，不排除投资的可能性。这样，即使对方在一个项目上失败了，掉头做新项目的时候，也往往会回头再找这样的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