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浪漫主义特点是：充满想象、姿意汪洋，难以模仿和学习，可说是内容溢出形式，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等等，痛快淋漓，天才之极，似乎毫无规范可循，却又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

　　杜甫的现实主义在唐代以杜诗、韩文、颜字为代表。特点是：虽然仍有雄豪壮伟的气势，但内容上更多的反映现实生活，更为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形式上更为工整规矩，要求形式和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效行的格式和范本。人人都可以在他们建立的规矩方圆中去寻求美、开拓美和创造美。如颜真卿的楷书就最为标准，它“稳实而利民用”，日后终于成为宋代印刷体的张本。杜派的影响是大大超过李白的浪漫主义门派，领了风骚过千年。

　　在进入商品社会后，人们发觉古代文人那自视高雅的文学或文化的活动，完全可以转化为产生经济效益的活动，于是就准备进行产业化和商业化运作。

　　经过对这文化领域中的两大主要流派的比较后发现，尽管李白的那类作品可称为神品，但由于规范性差，难于用现代的生产线大规模生产。后人一直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说法，想不到那马尿竟有这么大的功效，难怪中国的酒文化是那么的源远流长，原来是这酒中浸满了文化，文化中又浸满了酒。更想不到培养李白之类的人才竟是那么的麻烦和困难，既要用白酒招待，还要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高规格侍候。由于没有程式化的路径可以模仿，故其文化政策很难走上大规模的产业化道路。虽然其后继产品堪称极品，但毕竟是少之又少，如唐有张旭、怀素的书法。韩愈评张旭的书法为“变动尤鬼神，不可端倪”，怀素的书法是“迅疾骇人”。后来就只有在音乐、舞蹈中能见识这种艺术之美。现代的毛泽东通过诗词、书法又再次将李白的浪漫主义以及其博大的风格发扬了一番，那是相隔了千年以上。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以李派的风格，生产出这样的人才产品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所谓天时，即天赋；地利即环境、气氛，象李白作诗时饮酒欢乐的氛围；人和即自身的精神状态，譬如李白半醉半醒时即成为创作的最佳状态。故其实施规模化的难度很大，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其风格只适宜培养少数高、精、尖人才。但从商品价值的形成看，稀缺性商品、特别是精品一般具有极其昂贵的价格（价值）。如李白之类的文化产品，一是其创作难度大，因而其投入和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就大，产品所包含价值也大；二是就交换价值而言，商品的稀缺程度越高，其交换价值也越高。在车市，相比于大众车市场的低迷、豪华车市场的价格跳水，全球最顶尖的三大超豪华车品牌——迈巴赫、宾利和劳斯莱斯，由于其多为精工制作，特别是数量极其有限，其价格依然坚挺，且在中国市场行情看好。同样，难得一见的毛泽东书法作品，其价格自是其他近现代书家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而杜甫那类风格恰是便于模仿和以一定的模具进行大规模生产的。于是杜甫的风格被选定为文化产业化的政策基础。深圳有一个村庄就以专门模仿名家的艺术品，以流水线生产名家名作的膺品而闻名。由于此类作品膺品众多，也影响其真品的价格，如当代某著名书法家作品字体工整，极易模仿，故尔其膺品已有泛滥之势，在北京的潘家园和琉璃厂市场，其膺品随处可见，真品的价格自然也低了下来。

　　这文化产业政策的进一步延伸就发展到了教育产业化的阶段。由于经济效益体现为一定时间内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一般是以时间来衡量的，加上快餐以及快餐文化的流行（百年树人的观念似乎也过时了），后来干脆把品牌的效应和文凭的价值从教育的漫长活动中抽取出来，直接用文凭去卖钱。于是教育产业化的成果非常辉煌。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9%，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结果形成了“学士不如狗、硕士满街走、博士才能抖一抖”的“盛况”。任何风格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如将缺点不断发挥，就会走上歧路。因此也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赶超”责疑：“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考试作弊成风，毕业论文剽窃抄袭敷衍了事，校园内违规违纪甚至刑事案件发生率增多……，院士剽窃，北航的招生舞弊，南师大的停课陪舞，复旦大学的院长嫖娼，这一系列丑闻，都足以说明，‘大学’的品德根基都还需要培养，教学风气还需要哺育”。大学何以为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乃谓有大师之谓也”!不过教育产业化现实的好处还是很多，其好处至少有二：一是挣得了面子。我们只用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欧美国家高等教育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二是挣得了钞票。当然是部分行业、部分人挣了钞票。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些钞票原来是从贫困家庭的最基本生活费中“转移支付”的。

　　杜大师聪明过人，但他自始至终竟没有去挖掘自身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他的诗才可以换成政治上向上爬升的筹码，他的诗作和品牌是可以转换成金钱的，而金钱的作用又是那么巨大。杜甫有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如果杜甫早点实施文化的产业化政策，就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就不会在1000多年后还有许多寒士在房价的不断上涨中过着上无片瓦的流浪生活。论及此点，杜甫作为现实主义的掌门人，未能早点实施文化产业化政策，也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