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J·希勒在其2001年3月出版的《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有一段关于市盈率与股市回报率的统计研究。美国股市1881－2000年长达100多年的历史数据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当市场平均市盈率(以标准普尔综合指数为例)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其后股市平均回报率较低，甚至为负数，当市场平均市盈率处于历史低谷时，其后股市平均回报率较高。例如，1920年平均市盈率为6倍左右，其后10年平均回报率达到17％，1929年平均市盈率达到32.6倍，其后10年平均回报率为－1.4％，1949年平均市盈率为11倍，其后10年平均回报率为18％，1966年平均市盈率达到24.1倍，其后10年平均回报率为－1.8％，1982年平均市盈率为7倍，其后10年平均回报率达到14％，而当2001年平均市盈率创记录地超过40倍的时候，随后发生了巨大的调整，平均回报率水平也开始下降。

　　罗伯特除了对美国股市做了如上统计研究外，对很多其他国家的股市也做了相同研究，得出了关于市盈率和长期平均回报率类似的统计结果。回首我们的市场，虽然周期还不足够长，只有15年左右，并且这个过程有着与美国股市不同的市场运作机制，投机性和政策性极强，但历史的统计结果与罗伯特的统计结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1996年初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也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随后出现了两年的牛市行情，1999年5月平均市盈率处于相对低位(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那时的市盈率水平远远不低)，随后出现了持续到2001年的牛市，而当市场平均市盈率在2001年达到创记录的时候，随后出现了长达4年的熊市。虽然历史并不能直白地告诉我们未来，但历史却给了我们启示。

　　当下我们的市场平均市盈率已经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截止到6月底，上海市场平均市盈率为15倍，深圳市场为18倍，整个市场平均达到16倍，沪深300指数、上证50指数等的平均市盈率更是只有12倍左右，同时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对价因素，平均市盈率水平将进一步降低。如果罗伯特的结论可以参考的话，那么我们唯一关心的应该是目前的平均市盈率水平是否还会降低，是否已到谷底。

　　由于上市公司所处行业和产权主体仍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等结构性因素，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宏观经济处于不稳定或下滑状态中，上市公司的业绩将会面临下滑，从而导致市场平均市盈率水平上升。而由于宏观调控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人们普遍认为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不容乐观。这样一种逻辑导致人们认为市场平均市盈率虽然达到了历史低谷，但并不可靠，市场仍有进一步下滑来降低平均市盈率的可能。

　　人们的这种担心是合理的，但却忽视了几个有利因素:其一，股权分置改革本身释放了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上市公司的活力，从而增强了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动性，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其二，上游行业盈利的下滑意味着下游产业成本的降低，从而提升了下游产业的盈利空间；其三，目前国内储蓄率仍然维持在30％以上的较高水平上，这是保证宏观经济维持一个较高增长的基础，虽然投资和出口由于政策性的调控因素会出现季节性波动，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改变不了长期增长的趋势。

　　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罗伯特还对处于不同市场阶段的投资者做了一个有趣的信心指数调查，他发现在1989年时，投资者维持高度信心的比例占抽样调查的35％，而到了股市泡沫较高的1999年，这个比例达到了60％。而我们现在正好相反，虽然没有做过类似的信心调查，但可以看到，市场弥漫着悲观和怀疑的情绪。结合罗伯特的历史分析，仔细考量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政策和心理状况，我们认为，即使股市还要下跌，现在也应该是战略性建仓的时候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最低点买到股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