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大大加快，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为帮助读者了解国际经济学最新动向，学习国外最新的市场经济分析方法，借鉴国际经验，本报自６月２８日起开辟《海外经济学名家》专栏，集中介绍海外经济学家的思想和最新动态。本栏介绍的经济学家都将陆续来国内讲学。
　　本栏目得到世界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一级教授邹恒甫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重塑现代宏观经济学

　　罗伯特·巴罗(ＲｏｂｅｒｔＪ．Ｂａｒｒｏ)教授是哈佛大学瓦格拉经济学讲座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布鲁津斯研究所高级顾问，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教授。

　　巴罗１９６５年获得加州工学院物理学学士学位，１９７０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高产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和货币理论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出版了上十本专著，发表了两百多篇经济学学术论文，并且担任了多家一流经济学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

　　巴罗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多产，而是源于他开创了很多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都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的关注。作为一个著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历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他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贡献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现代宏观经济学。

　　早年作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巴罗是瓦尔拉斯·凯恩斯非均衡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领头人。他和格罗斯曼合作，在１９７１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和１９７６年出版的《货币、就业和通货膨胀》一书中，建立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配额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该模型是第一个宏观经济非瓦尔拉斯均衡模型，奠定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基础。

　　随后，当许多追随者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时，巴罗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理性预期革命中，并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他这一时期的贡献主要在公共财政和货币理论两个领域中。

　　在公共财政领域，他对传统“李嘉图等价假设”重新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巴罗发现，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等特定假设条件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当公众购买债券时，储蓄的增加正好等于购入的债券量，公众把这部分财富储存起来，直到未来以税收形式被政府征收掉，消费水平和产出水平并不随政府征税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巨大反响和争论，可以说该定理本身就开辟了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吸引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

　　在货币理论方面，他最重要的贡献是１９７６年关于货币政策中性的一篇文章，该文发表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他发现，从长期看，货币增长率并不能影响产出、实际利率及其他实际变量，即货币是超中性的。

　　开辟货币政策研究新纪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巴罗在货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上。一般说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相机抉择型和固定规则型。１９８３年，巴罗和戈登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货币政策模型中的固定归则、相机抉择和声誉”的论文，该文完全改变了人们的上述看法。

　　他们认为，当货币当局宣称将采用某个通货膨胀目标时，该通货膨胀目标是事前最优的，它使得政府的损失函数达到最小。如果公众相信政府承诺，并按照这个承诺形成通货膨胀预期，随之设定名义工资，那么在给定名义工资下，先前所宣称的通货膨胀目标对货币当局而言就不再是最优的了，因为非预期的通货膨胀可以提高产出，相机抉择的货币当局可以违反自己的承诺，采用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增加就业，即货币政策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但公众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时也会考虑到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从而提高通货膨胀预期，使得政府所宣称的通货膨胀目标从一开始就无法操作，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偏差的出现：均衡时相机抉择下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固定法则下的通货膨胀率，但两者的产出水平相同。巴罗和戈登(１９８３)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建立公众对货币当局宣称的通货膨胀目标的信心，必须对货币当局加以某些外部规则约束，或者由保守的、注重声誉的领导者来领导，以保证货币当局的言行一致。这样一种规则被许多国家(例如新西兰)写进了中央银行的宪章。由此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行为的经验分析和预测开始盛行，可以说巴罗的工作开辟了货币政策研究的新纪元。

　　９０年代，巴罗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增长理论上。他讨论了内生增长模型中政府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分析了最优税收问题。他认为，穷国之所以发展慢，是因为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对增长有益的解释变量太少了。通过变量隔离，他得出政府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出生率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这些内容大多收录在他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国家间经验研究》中。这些经验工作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目前巴罗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美元化。他与哈佛大学的阿类西浪最近合作的两篇论文，分析了产生货币联盟与美元化趋势的原因。

　　除进行经济理论研究外，巴罗还从事经济学的普及工作，他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撰写了上百篇小文章，发表自己对经济、政治和时事的看法。这些文章文笔犀利，语言风趣，处处闪耀着对经济理论和政治、生活的深邃洞察力。

　　因为巴罗的学术水平和杰出成就，１９９６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学术顾问团成员，１９９８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了私人企业经济家协会授予的亚当．斯密奖。

　　今年，巴罗被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聘为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并将于９月来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集中讲授经济增长、金融市场与货币银行的最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