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行情，在井喷之后暂归平静。不过，政策利好却如雨后春笋般到来。

　　近日，上市公司回购流通股和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流通股同时开闸。这或许是一个信号，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增量资金入市，将是管理层稳定市场的重要武器。

　　例如，允许上市公司回购流通股，不仅为上市公司资金合法入市敞开了大门，同时也封杀了股票恐慌下跌的空间。基金管理公司获准用固有资金购买基金，无疑是减轻了基金赎回的压力。央行拟向创新试点类券商提供再贷款的预期，更是让券商有了做多的“粮草”。

　　无独有偶，在1987年的大股灾中，美国政府向蓝筹公司提供贷款，鼓励公司回购流通股。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联储向做市商提供贷款，鼓励投资者积极买入股票稳定股价。

　　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监管层果断干预市场，这在制度健全的成熟股市也不例外。作为“新兴＋转轨”特征的深沪股市，通过政策利好稳定股市，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之举。因为，在市场恐慌时最容易受伤的，往往是有追涨杀跌行为惯性的中小散户。

　　何况，救市并不等于托市。托市是强行维持股指的上扬，救市则更多是为了减少市场流动性风险。不过，简单的资金“救市”政策并不是牛市的灵丹妙药，更多的作用在于帮助股指“止泻”。

　　由于政策利好出台的不确定性，股市常出现巨大的波动。据统计，自1996年12月18日至今，深沪两市单日涨幅超过5％的次数达到了15次之多。但是，这种井喷行情为新兴市场制度转轨时必经之路。

　　新股发行询价制的推出，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以及日后可能推出的股指期货，这些都是改变股市游戏规则的变革，难免会造成股指的剧烈波动。相比之下，成熟股市不仅制度建设健全，而且监管水平较高，制度出台过程相对透明，对股指的影响也就相对较小。

　　同时，如果要解决深沪股市的制度缺陷，如市场主体的治理结构尚不规范、市场的结构和功能还不健全等，往往带来市场的阵痛。如果没有相应利好政策保驾护航，改革进程很可能受股市低迷拖累。

　　“国九条”明确要求，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中，要“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市场可承受程度的统一”，这意味着那种“只问监管，不管指数”的监管方式，脱离了深沪股市的实际状况。

　　时至今日，仍有人坚持“救市就是害市”，认为只有打造“完美的股市”，才是监管者的惟一职责。现实是大盘一度跌破千点，股市仍然不完美。谁能保证跌到700点后市场就“完美”了呢？在深沪股市成为“三公”市场之前，管理层是否对股市的崩盘视而不见呢？

　　由于缺乏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利益均衡机制，管理层在股权分置改革推出后，暂停了新股首发和再融资行为。由于缺乏股指期货等市场纠错机制，在市场无力自救的时候，政府有理由出手纠正市场的非理性下跌。虽然有形的手不一定能带来市场趋势的转折，但是，却可以延长或缩短股市运行的周期。

　　如果说1999年“5·19”行情后的牛市周期被行政干预延长，那么，2001年6月以来的熊市周期，则因为政府推行制度变革而延长。现在，制度变革已面临大转折，或许意味着股市大转折的到来。

　　深沪股市要形成大转折，需要上市公司质量、制度变革和股市监管水平的同步转折为基石。目前，管理层通过制度变革做多股市的信号十分明显，这无疑为股市的长期走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