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做庄，也有高下之分。像胡雪岩一样，敢做敢当，一人做事一人担，知道自己在做庄、在赌命，不拿“投资价值”来唬弄老百姓的，才配叫光棍庄家。而像国内市场上的德隆和其他一些庄家，做庄却不敢承认，拼命想把监管层和股民拉上同一条船，还要找一堆不学无术的研究员和记者，写“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来自欺欺人的，就属于半吊子庄家。

　　这年头，光棍庄家越来越难得一见，举目四望，皆为半吊子庄家也。

　　100多年前的胡雪岩，以其阜康系的迅速崛起和倒下，写就了一部光棍庄家的悲剧。德隆系自称中国的“巴菲特+杰克·韦尔奇”，要打造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和通用电气的“半吊子庄家”，也同样迅速地崛起、倒下，只不过这次不是悲剧，是闹剧。

　　德隆毁于股市的做庄，而胡雪岩的阜康系，则毁于在生丝贸易上的做庄。从做庄的成功概率和眼光、气魄、格局来讲，胡雪岩的做庄，要远胜于德隆。胡雪岩确实垄断了对下游来讲很“要命”的原材料资源———生丝，他知道对手是谁，知道自己如果无限期地硬撑下去(尽管这不可能做到)，洋人就可能被迫高价接货。而德隆不同，证券市场股票筹码的供应，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即使他们可以无限期地硬撑下去，也只能独自举重，别人会绕过他们，寻找不断上市的性价比更高的新筹码。

　　胡雪岩于1870年开始进入生丝业，而那次导致他破产的做庄生丝，是从1881年开始的。胡雪岩不断地囤积生丝，到了1882年，已经囤积了8000包，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不出他所料，市面的生丝价格，果然被抬上去了，但是，胡雪岩仍然不满足，他自恃手上控制着阜康钱庄和当铺，俨然“金融控股公司”，后备资金充足，所以不但不抛出生丝，反而继续囤积。

　　与胡雪岩对峙的对手，也就是生丝的买家———缫丝工厂，很大一部分属于洋人。当时胡雪岩的判断是：缫丝工厂如果买不到生丝(原材料)，工厂就无活可干，无货可卖，所以，他们迟早要买生丝；而中国的生丝，一半都抓在他手里，要想买生丝，就必须得买他胡雪岩手上的生丝。这就像两个人比憋气，看谁挺得久，看谁先撑不住，胡雪岩当时认为自己的“气”比较长。很可惜，最后先撑不住的那位，却是胡雪岩自己。

　　时下A股中的那些庄家，常常要找出无数条理由，请一堆写手，来证明自己的股票筹码如何地具有“投资价值”，然后生搬硬套、寻章摘句地拿一些国外投资学的东西来吓唬人，唬弄老百姓，不但可笑，而且可鄙。每当看到这些丑态，就想起100多年前的胡雪岩，他不罗嗦、不废话，直截了当地告诉外商：中国的生丝，抓在我胡雪岩手里，你要想买，就得出高价；如果嫌贵，那就看谁能挺得过谁，这才叫“光棍”庄家的气势。

　　1883年的胡雪岩和2004年的德隆，运气都不太好。德隆遇到了一连串的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压力，而胡雪岩面临的困难，比德隆大得多得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兵船开入吴淞口拦截检查船只，人心惶惶，上海的银行、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都收紧了资金；各路企业都感觉到周转不灵，人人都相信手握现金是上算，已经有几家小钱庄率先倒闭，如同在德隆之前倒掉的那些庄家。可是，中法战争从酝酿到爆发，绝非一夜之间的事情，胡雪岩完全有时间未雨绸缪，可是，他此时已经决定，一赌到底———“赌命”。所以，此后无论发生什么，他的决策都一样：死撑、硬挺，继续赌命。他知道，自己已经选择，已经下注，这个赌注意味着什么。

　　当时上海房地产投机泡沫的破灭，是另一件“不巧”。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徐润，就栽在这次地产风潮中。当时上海房地产牛气冲天，大商人买地、盖房出售、再买更多的地，以为这个赚钱的魔术可以永远变下去。地产大鳄徐润甚至已经着手到伦敦招股上市。可是，1883年上海地产泡沫破灭，价格大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观望，没有成交量，削价抛都很难抛出去。炒房的资金，很多来自于票号、钱庄的贷款，甚至来自于挪用公款(如徐润)，大家都拖不起，所以，破产者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市面更萧条了。

　　更加不巧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股灾，也在1883年发生了。这次股灾之前，上海出现了第一次股票牛市，首当其冲的是矿局股票，现在的股民想必心领神会———这是“资源类股票”，往下挖就是钱，据“专业人士”说，很有一点“投资价值”。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1883年7月上海的股票价格开始大跌。这些炒股的资金，很多都来自于钱庄，而钱庄的钱，则大多来自于山西票号和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在当时的上海金融界，发挥着现在中央银行的部分功能。外国银行此时收紧银根，催收贷款，大家割肉不及，哀鸿遍野，一大半的钱庄倒闭破产。

　　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在失败之后，仍然成为传奇和偶像，就在于，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光棍庄家。他在阜康系倒下之后，不逃跑，不回避，不作困兽之斗，不拖累别人，老老实实地呆在杭州，帮助托管阜康、清理残局的清朝政府料理残局。胡雪岩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和后果，当尘埃落定之后，他平静地在自己家中死去，为他的光棍庄家生涯，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