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本人看上去要比电视上更为娇小，坐在那辆已显老旧的宝马5系的后排座上，一路上手里不停地把玩着一副大墨镜。

　　作为一位以提问刁钻鬼马著称的著名女主持，一个早就习惯于镜头和闪光灯的时尚达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纯粹商业类媒体的拷问。

        只是为了好玩的文艺女青年

        从李静的嘴里，你几乎听不到“商业模式”、“现金流”、“企业战略”等这些创业者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尽管她的确创造了一家在全中国可能模式最独特的传媒娱乐+电子商务公司。她在东方风行公司内的官方称谓也不是“李总”，而是“静姐”。“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大姐大，戴着墨镜，穿着黑风衣，身后跟着一大帮小弟小妹。”李静对此很有些自得。

　　跟我们熟悉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创始人不同，李静从第一天起就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清晰远大的目标，她也没有主动去对标一个现实的可模仿的榜样，她不在乎钱，也对资本没有什么概念，她甚至从一开始就抗拒把自己变成一个商人……

　　她只是从一个非常朴素的原点出发：为了摆脱现实的无趣，要去做一些真正“好玩”的事情。在不断的尝试和挫折中，这个热爱摇滚的“文艺女青年”慢慢发现，一个原本随性而为的小工作室，完全可以演绎成为一个半径不断向外延展的酷商业。

　　这难道不是“创业”的真正本质吗？寻找人生的乐趣，从而为社会创造出价值。

　　事实上，在我们的身边有太多犹豫不决的朋友，他们穷尽一生在寻找一个所谓的目标或者理由，无数次地推演得失成败，来说服自己投身到创业的火海中。

　　为什么不能像李静这样简单呢？只要“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乔布斯语)，任何其他事物就听从命运的安排吧。

　　“那时我觉得‘李总’这个词特俗气”

　　我相信很多的创业家都不是踌躇满志地要去创业，都是被命运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然后告诉你，这就是你要面对的责任，你的第一反应是逃。但是扭身一看四处都是悬崖，第二再想，那我就硬着头皮上，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夸大所谓的什么远大抱负。但是有一些特点，他勇敢、无畏，还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我从小就做那些梦，都是我去把别人拯救了。
从央视辞职，第一次创业失败

　　1999年，已在央视小有名气的李静突然向领导提出了辞职。

　　“当时在央视很不开心，一个原因就是我是那种不听话的主儿，对节目总有自己的想法，领导就找我谈话，但我是铁了心要辞职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环境里，我创造不出什么来，当时我对工作的取舍原则就是好不好玩，快不快乐，有劲没劲。那时候我觉得特没劲。”

　　本来李静想像许戈辉、陈鲁豫那样去凤凰卫视的，但由于没什么熟人，也就未能去成。怎么办？

　　好在还有一批“臭味相投”的老同学，这些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文艺青年，整天谈论的话题是自由、艺术，和这帮“死党”在一起，李静觉得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就跟我的同学聚了一下，我说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咱们拍戏，自己写剧本。然后他们说这里面最有姿色的就是李静，李静你负责去拉钱。我说对，这事太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写，写完以后就去拉钱。根本一分钱也没拉来。不是水平不行，那拨人里面有后来《疯狂的石头》的编剧，也有《金粉世家》的美术，但当时还是一帮电影学院的小毛孩。虽然没人理我们，但我们都很狂的，不理他们那套。

　　但是后来钱还是没拉到，大家都散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总得干点什么呀。

　　在不痛不痒之中，李静已经由一个央视主持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北漂”，但她依然花钱如流水，跟哥们在外面吃饭、喝咖啡，基本上是她一个人买单。原因很简单，一是做主持人这几年攒了一些外快，二是家里经济条件好，没什么压力。

　　最经典的一个段子是，在最初从央视出来自己做事的那段时间里，之前几乎就没坐过北京公交车的李静，每天出行仍然习惯性地打车，该吃就吃，该消费就消费，有一天突然发现“现金流”马上要枯竭了，就在马路边花2块钱买了张奖券，希望碰碰运气，没想到居然中了一辆山地自行车。

　　李静心想，这样上下班不就可以省下打车钱了吗？于是转天就骑自行车上班，但骑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下来又花6块钱买了一根梦龙雪糕，美其名曰“休息一下”。

　　后来我同学就骂我，他说你算过账没有，面的才10块钱，6块钱一根冰糕，还骑得那么累，你还不如打一个面的呢！

　　所以后来我说我要做公司，我们全家都笑得不行了，我妈说你这个孩子从小就糊涂，从小账就算不清楚，上学时老给家里发电报说：钱已经花完，速寄。所以我说做公司，我妈就觉得很可笑，果然就应验了。现在很多人跟我说，说静姐我想跟你一样，我说别，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例，如果按照我的方法一定会头破血流。

创业初的打击

        2000年，李静和她的妹妹李媛，还有一个同学，三个人组成了最初的团队，再加上不久后进来的歌手戴军，几个人就这样聚到了一块，第一个节目就是《超级访问》。

        李静用“末路狂花”形容刚走进节目时的自己和戴军：一个从央视辞职出来破釜沉舟地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一个是歌手当了N多年也没唱出更成名的歌来。两人找上一群铁了心要跟着干电视的年轻人，他们就在北京的一间小平房里策划起了《超级访问》。启动资金只有4万多元，还是李静的私房钱。

　　但是直到2002年，李静脑子里还根本没有创业、开公司的概念：“一开始我拒绝，虽然我在做一些公司该做的事。为什么拒绝？因为我觉得一说创业就特别有铜臭味，我特别怕听‘李总’这个词，我觉得那样特俗气。我觉得我还挺文艺青年的。”

　　更要命的在于，一般节目公司是先有广告队伍，再有发行队伍，最后才有制作团队；而李静的东方风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风行)则是，一上来就是制作队伍，广告和发行队伍根本不存在。

      节目没什么名气，第一年基本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做完上一期，就不得不跟朋友借钱来揭开下期节目的"锅".当李静拿着第一年的节目去参加上海电视节推广的时候，连交易会的展台都租不起，只能几个人拿着几张宣传海报，搭个最简陋的台“吆喝”。2000年，大陆还没有真正的访谈节目，当时所谓的访谈节目基本都是央视的。比如朱军的《艺术人生》，王刚的《朋友》。那些节目没能体现出电视访谈节目在丰富表现力与互动性上的优势，完全是照搬访问提纲，主持人和嘉宾在台上一句话不多说，一副舞台腔，故事与对话，如同话剧对白般拿腔作调。年轻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节目的，年纪大的人看多了王刚对着话筒深情地诱导着嘉宾们互相表白优点后，也觉得心烦。

      后来，热播的《超级访问》节目跟其他所有的民营电视节目一样遭遇窘境：没有大牌嘉宾，没有出名的主持人压阵。幸运的是，控制全盘的是李静，这是她个人的产品，她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这是至关重要的。

      李静靠直觉掌控着产品的走向，并且跟行业中的其他人不同，敏锐，独特。而这种不同，事实证明，正是观众所需要的。

      最初，节目发行并不理想，李静坦言自己一度以为进入绝境，再也经营不下去了。于是，她在她认为应该是最后一期节目的录制中，跟嘉宾放肆地谈笑，不拘小节，现场的感觉就像是朋友团聚。没想到，那期节目播出后，《超级访问》火了。整个北京都在传播着《超级访问》。

      凭借着坦诚和自信的口才，李静不仅赢得了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赢得了商业上的赞助。

　　后来给了李静第一笔风险投资的红杉中国的创始合伙人沈南鹏坦言，最担心的就是这行业的人够聪明，但是有时“不靠谱”，很容易摆不正位置，“该做老板的时候艺人心态”。

　　“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公司了”

　　当你按套路出牌的时候，你永远没有价值最大化的时候。而且那个价值是可以被评估的，你做的破例的东西的价值却是永远不可评估的。但前提是你有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节目够牛。这让我意识到，我的立命之本：第一，要做出最牛的节目，就是要有谈判的条件。就像唱片公司，你要有大牌；第二，一定要打破规则，才会让他没办法去衡量你的价值。

　　对于一直以“文艺青年”自居的李静来说，从2000年到2002年是她为这个身份“买单”的两年。“现在回忆起来，那两年的日子太不好过了。最惨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每天都是最惨，没有最惨。”李静说。

　　电视节目跟电视剧不一样，电视剧拍完20集，就一次性给电视台，如果中间没钱了，也可以选择不拍。但电视节目不一样，它是要和电视台事先签约的，所以电视台不管你赚不赚钱，作为节目制作方，你必须一直录下去。
　　所以我们永远都在想下周录节目的钱，就可怜到这种地步。当时我们是一帮文艺青年，就觉得《超级访问》是那么好的一个节目，没有因为它不挣钱，这个事就不做了。可是现在想想，如果以一个生意人的角度看，我们的思维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非常焦虑，最多的时候欠债200多万，而且我当时找的助手都是大学生，都是同学的一些弟子，他们当时就很无助地看着你，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的主持搭档戴军称，当时李静身边所有有点钱的朋友她都去借过了，甚至她的房子也押了出去。“那段日子，我看她喝醉过几次，哭过几次，和她妹妹大吵过几次，心绞痛发作过几次。但每次过后，她还是该干嘛就干嘛。这是她过人的地方。”

　　这一点得到了李静母亲的确认。每次回家借钱，李静都会从母亲那里得到爽快的答复，虽然家里不是特别有钱，但绝对百分百支持。“后来我问妈妈，为什么愿意陪着我玩，我妈说因为怕看到我想不开。她说那时一想到我欠了那么多钱，就很着急，甚至半夜会突然坐起来，但一看我睡得呼呼的，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啊。”

　　为了和广告客户吃饭，她也会穿上很昂贵的晚装，化了浓妆去应酬。出门前，她会倚在门框上，回头很娇媚地说：兄弟们，等我的好消息啊。那时候的她美艳不可方物，但那瘦弱的背影却让人觉得辛酸。吃完饭，带着酒气回到公司，她脸上的妆也晕了开来，被打回原形的她显得很无助。然后大家继续讨论节目，而广告的事却音讯了无。

转折：第一个卖节目的公司

　　这种艰辛让李静慢慢地意识到了经营的重要性。当时主流的民营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如光传媒、欢乐传媒等，这些公司与电视台的合作关系都非常简单，就是把节目免费给电视台，然后电视台给你几分钟的贴片广告。如果按照市场价值估算，这几分钟的广告费用一年下来可达上千万，但问题是，电视台不负责给你卖，这是节目制作公司自己的事，而对于当时没有任何客户资源的李静们来说，这无异于一张空头支票。

　　在交了一年多的“学费”之后，李静决定放弃单纯靠贴片广告过日子的生存方式，她想出的办法是卖节目。“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把发行总编叫过来，我说我要卖节目，他说不可能，说从来没有卖过节目，中国电视台只有买电视剧，没有买过节目。”李静说，她决定亲自披挂上阵。

　　我坐着飞机、坐着火车自己出发，去地方电视台，跟人家说我做了个节目。那时大多数地方电视台还很少有外面的节目，人家就说你先回去吧。我说我不走，你们得看，你们看了我再走。人家还挺好的，毕竟原来在央视积累了一些关系，他们带我吃喝玩乐，而我心里根本都没有心思吃喝玩乐。

　　记得是在湖北，他们带我去汉正街附近吃饭，饭店门口正好那儿有一个拉二胡的，一个瞎子艺人在那儿卖唱。他们还特高兴，让我吃这吃那，然后有一个服务员拿着田鸡就往地上摔，都摔蒙了，然后把田鸡的皮扒下来了，我觉得好残忍。与此同时，瞎子就在那儿拉二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觉得特别像我的心情。我就想我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后来我特别想把它拍到戏里。

　　最后湖北台领导特好，陪我吃饭。我说你们不要我就不走，后来他们就看，所有人都在审，审完以后大家互相看了一眼说，节目真是个好节目。然后我就特别斗胆地说，如果不好你们就下调，但是前提你们要买我的节目。那时我开始学贼了，因为我不是拉广告的人。

　　当时李静给他们的方案是，5分钟的贴片广告全给电视台，只把其中30秒作价留给李静。李静跟对方说，这个节目如果收视率第一，你就能卖几分钟广告，而且你一分钱不用投，仅仅需要花费两三千块钱；如果收视率低了，你就把节目停了。电视台同意试一试，每期节目给李静这边2000块钱。这样，在拉不到广告的情况下，李静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卖节目给电视台的人。这一卖，就是50个台，一期节目能卖10万元，而当时一期节目的成本是3万多元。李静开始赚钱了。

　　成功地卖出了节目后，她没有满足于一期7万块的利润，《超级访问》很快拉到了大红鹰的冠名。

　　付费买节目的电视台不乐意了，可是此时的李静谈判的时候底气十足：《超级访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江苏台和南京台的人同时跑到北京来找她请客吃饭的时候，她就发现了变化：自己已经开始占据卖方市场的主动。

　　这些变化和做法慢慢让李静发现不按套路出牌是对的，只要逻辑行得通就该去试试，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行的。

　　这两件事情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让我发现原来营销是这样的。我把《超级访问》调到了全新的一个平台上，就像是球星转会一样，一旦成功身价倍增、利益倍增。真正从《超级访问》赚了钱，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公司了。

      2006年，李静又跟“旅游卫视”合作，制作了《美丽俏佳人》和《娱乐麻辣烫》两档姿态不同、角度新颖的节目。在旅游卫视的收视排行榜里，《美丽俏佳人》列位第一。无数的女人跟随着这档节目，按照指导去搭配衣服，去买化妆品。

     《娱乐麻辣烫》、《美丽俏佳人》、《情感方程式》、《静距离》这些节目回馈给李静的是作为主持人难以想象的明星人气与受众影响力。最近，李静与《时尚COSMO》系列《男人装》合作推出了中国第一本个人时尚杂志。

      目前，李静已然是新时代女性的最佳代表——独立，坚强，快乐而美丽。她几乎是提前10年成就了人生的一切美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功事业，并且将这份事业做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