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有两本书对于歌手郑钧此后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本是U2乐队主唱波诺的英文版自传《波诺谈波诺》，一本是《切格瓦拉画传》。那段时间，郑钧正在制作自己的新专辑《长安长安》。他也开始写博客。他写道：“理想就是自己觉得有理的想法。”他又写：“为了理想死磕。”他还写：“死磕就是死不罢休，就是坚信自己的蛋比别人的石头硬，日复一日，磕到蛋尽粮绝为止。有趣的是，有的人的蛋真的比石头硬。于是奇迹出现了。”

    这些格言式的话没被写进郑钧的新专辑。将近4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是在办公室——而不是舞台上见到郑钧的。他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一边是旧吉他，一边是新电脑。除了自己的脸，郑钧又多了一张名片。这是一张真正的名片，头衔是“北京漫动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创意总监”。

    这位摇滚歌手正在预备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他每天来办公室上班，隔天收发工作邮件，每月定期出席董事会。在开会和接见客户的间隙，有时候他会用吉他和录音机写写歌。他有两部iPhone，里面有他最喜欢的重金属摇滚。有时候他会放出来听听，但激烈的音乐常被频繁的工作电话打断。眼下，为了这部叫做《摇滚藏獒》的动画电影，他已经连续接受了5个小时的采访。中间他还抽空进行了一次员工面试，并且见了两拨客户。

    简单来说，《摇滚藏獒》是一个“疑似”世界级电影作品的中国雏形。今年1月，郑钧出版了自己创作的上下两集漫画书《摇滚藏獒》。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为这本漫画忙活着。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参加了两次天使投资人沙龙，拉到了几位天使的机构投资。他去了一趟好莱坞，又带着一帮好莱坞的人去了趟西藏。他预备要拍一部投资3000万美元的3D动漫电影，聘请曾经打造过《功夫熊猫》和《玩具总动员》等经典动画的好莱坞一线团队进行故事和原画再创作。影片以英文配音，预计在2011年的暑期档或者复活节档期全球公映。

    和当年把摇滚唱到西藏一样，在郑钧看来，这是又一件“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我是新的模式。”他说，“中国人拥有所有的知识产权，中国人去美国雇佣好莱坞最优秀的资源帮我们进行前期制作，中期在印度或者中国做，比较便宜，然后我再拿回好莱坞做发行。”

    “这实际就是好莱坞电影。像他这种，国内的人来原创，但用好莱坞的编剧和好莱坞的导演，是很跨时代的。”他的朋友、枫谷投资创始人曾玉说。

    本来，“鸡蛋碰石头”之类的话像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几近嬉皮式的嚷嚷，不但毫无惧色，也看不出任何忧愁的味道。奇怪的是，一旦文艺青年成了创业青年，这些话倒显得像是充满了创业家精神的励志口号。即使艺术家们也不能够否认，在21世纪初的中国，要实现一个商业理想，比实现一个艺术理想的可操作性要更强，更迅速，也有更多的途径。

    很快，郑钧就找到了他的创业路径——一个是天使投资，一个是好莱坞。一开始，打从采访开始之前，他就明说了：“我同意波诺的那句话——说什么一个好的艺术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生意人，这都是美国60年代留下的精神包袱。

我没有这种精神包袱。”

    商业生涯里程碑

    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儿悲惨的开头。2007年，郑钧离了婚，女儿快10岁了，有时候跟着他一起生活。郑钧想做个好父亲，可他拿女儿没辙。女儿喜欢看日本漫画，《网球王子》之类。当爹的想要表示反对，可被女儿一句话就噎了回来——根本找不到好看的中国漫画。

    郑钧从小学画画，高考的时候差点上了美院。他打算自己给女儿画个漫画。他喜欢西藏，十几年前唱《回到拉萨》出名。他喜欢狗，家里养了三只。他喜欢摇滚，其中一只狗的名字就叫做BONO。这三个元素凑在一起，就有了《摇滚藏獒》的故事。这个故事有郑钧自己的影子。它讲的是一只来自单亲家庭的藏獒独自在北京闯荡，最后组建了一支狗摇滚乐队，并在歌坛获得成功的故事。

    有了信手拈来浑然天成的故事，接下来的就是一系列流程。2007年7月，卡酷动画频道制片人曾伟京找到郑钧，希望他给动画片《福娃奥运漫游记》写首片尾曲。郑钧花几天功夫写了《卡酷漫漫想》这首歌，顺便告诉曾伟京，自己也在创作漫画，并且电脑里已经有一部分现成作品。曾伟京告诉郑钧：“过两天我们在后海有个动漫高峰Party，你可以一起来玩。”在派对上，郑钧认识了现代出版社的社长。2009年1月，《摇滚藏獒》漫画正式出版。

    机会来得比想像中快多了。漫画书出版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最大的动画公司MadHouse（曾经拍摄过《娜娜》和《死亡笔记》）就找到郑钧，希望把《摇滚藏獒》拍成电影。紧接着，美国一家动漫制作机构也找郑钧谈合作。同时，按照郑钧的说法，还有很多中国地方的动漫基地也在打一样的算盘。

    “大家看到一个疑似千里马的东西，马上一窝蜂上来说，哟，千里马，我要投。其实这个时候，我研究这个行业已经有三四年了。”郑钧说，“本来预计从书到电影要两三年的时间，这下一看，直接跳过电视动画片做动画电影好了。”

    2009年5月，郑钧在光华路的一座写字楼租了办公室，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拒绝了日本和美国公司的合作邀请，注册了知识产权，把目标指向好莱坞。“我希望干些没人干过的事情，所以还是想跟好莱坞合作。但是这事儿很难，对好莱坞根本没概念，也确实没有任何人做过，包括韩国人和日本人。我还需要很多资本来做这个事情。”

    前前后后，郑钧见了不下十个投资人，各行各业的都有，还包括几个煤老板。这个过程叫郑钧有点儿别扭。在音乐领域，他是位爷，已经很多年没人给他提意见了。曾经有个导演想要把《灰姑娘》拍成电影，提出要修改歌曲的旋律，被郑钧当场很不客气地噎了回去。现在进入商业领域，他却需要像个小学生一样放下身段，接受别人的意见。

    后来，他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邓锋这么评价郑钧：“他非常OpenMind，听意见，也自己总结，也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一定对。这是一个创业者的基本素质。一个天使投资人也好，我这样的专业投资人也好，开始看一个项目都带着很批判的眼光。做投资的天性就这样，投资人上来就挑错，不是说就不看好。你不要被这个冷水吓着，不要因为他们不看好，我就不做了。

你要吸收他们的意见，不断地改进。”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郑钧既不是个商业白痴，也不是个做玩票买卖的明星。他大学的专业是工业外贸，他的大学铁哥们如今全是生意人，他的哥哥是个房地产商人。这么多年来，郑钧身边一直有一个有一定质量的商业圈子。他经历过商业启蒙，也有一定的商业头脑和逻辑能力。之前他开过酒吧和制作公司，积累了一些商业经验，也不是第一次做生意了。他被一位投资人认为是“少见的创意人才”——“他是创意人才，又能理解这些商业规则，而且能遵守，还能进行信息整合。大部分创意人是纯创意，啥商业都不懂，不知道跟你配合。”

    2009年3月，郑钧在一次天使投资人沙龙上见到邓锋。他最终选择邓锋作为自己公司的机构投资人。

    “这是一个迅速上升的朝阳产业，根本不用你求人投你，会有很多人求着投你。但我一开始就不想做一个家族企业。我更愿意见基金管理人或者风投的人，我需要他们给我带来钱以外的资源。我需要聪明的钱（SmartMoney）。”

    这并不是邓锋和郑钧的初次见面。早在2006年，他俩就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那时候郑钧迷上了打游戏，自己做了一款游戏创意，在电脑上向邓锋演示。当时邓锋已经投了一个游戏公司，合作没能谈成，但是他在无意中看到了郑钧电脑里的《摇滚藏獒》漫画，很感兴趣。3年之后，他发现郑钧竟然把这件事越做越大了。

    “一般来说，我不投动漫行业，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不懂。但我能够感觉到，郑钧他是个很执着的人，而且和我一样是工科生，很有逻辑。这几乎是我做过的最感情用事的投资了。”在2009年底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我们见到邓锋。他的衣着一丝不苟，那是一件典型的华尔街经纪人的长款呢子风衣。单单从衣着上，也能穿凿附会地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郑钧无论去什么场合，无论是上台唱歌，还是见合作伙伴，还是和女朋友约会，还是接受采访，永远是T恤牛仔裤和连帽卫衣。至于他们的另外一位合作伙伴徐小平，就和他过去的职业一样，他爱穿不打领带的衬衫和休闲西服，像是个大学教师和有点巅狂的知识分子。

    邓锋的确为郑钧带来了金钱之外的价值。他帮助郑钧组建了一个“梦之队”——另外一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以及公司的CEO王晓梅。2009年8月，正式的合作签约仪式在隔壁的那间会议室举行。后来郑钧说，这是他商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话，我就是主唱，负责大方向掌舵和创意。CEO在美国的电影公司有过7年工作经验，敢打敢拼，执行力很强，就像是吉他手。邓锋是贝斯手，他能够保证公司在一个稳定的水准上前进。徐小平很善于鼓励人，像是个鼓手。我们英语都很好，我们具备了所有的元素。”

    这些“聪明的钱”让郑钧从一开始就拥有一家高起点的公司。目前公司有四个下属的项目公司：电影公司、电视片公司、新媒体动画片公司和制作公司。这些项目公司都分别有专人管理。电影项目计划周期两年，以中国、亚洲和欧洲市场收回成本，以北美市场盈利。电视片项目计划做100集，一年收回成本。此外，公司聘请了专业公司提供其他环节的服务——财务、衍生品、制作、预算和宣传。以法律服务为例，漫动时空聘请了三家律师事务所，一家负责法务和融资，一家负责商标注册和产权保护，还有一家负责和好莱坞的合约。

到好莱坞去

    “我现在给郑钧投钱是雪中送炭。”邓锋说，“但是将来是锦上添花还是揠苗助长，我拿不准。我心里现在还没有一个投资回报分析表。”

    到好莱坞去。这是郑钧吸引投资人的理由，也是投资人谨慎观望的理由。

    “郑钧把中国文化向美国输出，这是最打动我们的。”曾玉说，“当时他来我家打牌，藏獒、藏密、摇滚，来来回回地说这些，搞得大家每天都很兴奋，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

    一开始，郑钧召集公司同事开会，一说起好莱坞，大家都一头雾水，因为这事从没人干过，根本就没概念。但他仍然非常坚持。“中国人老是卖给外国人T恤衫和电器，能不能也输出一下价值观？动漫是非常适合国际化的，我去国外唱歌外国人都不知道我在表达什么，但是动画电影就不会有文化障碍。我的故事有狗、西藏和摇滚三个卖点，足够国际化。”

    2009年9月，郑钧和公司CEO王晓梅飞往好莱坞。这是他第一次去好莱坞。他的行李箱里装着二十几本英文版的《摇滚藏獒》漫画书。他还请了一个翻译。除此之外，他似乎没有别的准备了。按照计划，他将和好莱坞一流前期制作团队见面，看英文原版的《飞屋环游记》和《伍德斯托克》，还将去大制片人家里做客。他希望能够在保留全部知识产权的前提下，聘请到好莱坞的编剧、人物造型和制片为他服务。

    一个多礼拜之后，有一天半夜，曾玉在家接到了郑钧的电话。“他很兴奋。他都没想到一次就谈成了。不仅谈成了，日程都订好了，10月12日新闻发布会，国庆假期他带他们去西藏采风，都安排好了。我们都没想到会这么顺。”

    谈判的过程在一开始略显尴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拿着动漫故事去好莱坞寻求合作，也是好莱坞人第一次听中国人说起自己的动漫构思。就跟在首脑论坛上的政治领袖一样，双方都表现得友好、克制又忐忑。不过，好莱坞之行还是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摇滚藏獒》邀请到了顶尖高手，其中包括好莱坞动画片《花木兰》、《玩具总动员》的编剧丽塔·海斯奥，《功夫熊猫》、《冰川世纪》、《赛车总动员》的艺术总监布克·里维斯。

    和真人电影相比，动画电影的流程显得更加简单、可控性更强。“时机刚刚好。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包括迪斯尼有大量廉价的、优秀的动漫人才可以用。价格比国内的稍微贵一点，但是这个钱是值得的。你想打开国际市场，得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迪斯尼好的编剧、人物造型和监制就是打开国际市场的钥匙，发行公司就是看这些人的。我们觉得特别值。前期和后期用美国的资源、迪斯尼的资源，争取打开美国市场。中期的制作，实际上画电脑漫画的这个过程，用日本的公司来带头，然后呢，带领中国的代工公司给我们制作。这个成本做下来，我们算了下，相当于迪斯尼四分之一的成本。”郑钧说。

    一个月之后，郑钧带着他的好莱坞团队坐火车去了一次西藏，沿途经过可可西里的雪原。10月底，美国人在上海的爵士音乐节上看了郑钧的演出，听了郑钧版本的《流星》。他们意外地发现，他们的合作者看起来那么理智，那么好说话，可竟然真是个货真价实的RockStar，一点儿也不像Radiohead那么难搞。

回程的时候，对方提出了让郑钧意外的建议——将来有合适的动画影片项目，是否能够请郑钧的公司代理，来中国做代工。同时，郑钧接受对方的建议，将送部分员工去美国学习动画技术。

    “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一开始谈判的时候，谈到7、8分钟的时候，我就不用翻译了，直接能够用英语谈得很好。我们的思维方式差不多，又都很善良，信任就慢慢建立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是在好莱坞，有个著名的编剧，他正在为梦工场做个片子，根本没有时间做我们的项目，但是他上网查了我的资料，知道我是干嘛的，又看了我们的故事，还是专门抽时间和我们见面，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他见我们是挣不到一分钱的，这就是信任和欣赏。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得到了好莱坞的信任和尊重。”

    那天，郑钧唱完《灰姑娘》，刚从台上下来，还汗流浃背呢，就有记者凑上来问问题。也不知道他问了什么，郑钧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名字是《皮克斯传奇》。基本上，这是郑钧的好莱坞启蒙读物。“它教会我，第一，完美主义，质量第一。第二，东西做好了还要知道怎么去卖它。去过好莱坞之后才知道，这个世界和北京一样，也是个圈子。它是个运转非常精密的公共机器，它就像个大工厂，有好多车间，每个车间都提供不同影片环节的各种服务。它运转得严丝合缝，同时又那么有趣。”

    这本书还和郑钧的一个商业偶像有关。最近，他被越来越多熟人称为“小乔布斯”。他是中国第一批iPod用户之一，目前有两个iPhone。他恐怕还不敢承认说自己是个乔布斯式的天才，不过他已经想好了，假使有一天跟乔布斯见面要问他什么。

    “我不会问他商业的问题，任何人获得商业成功都有不同的原因。我可能会和他讨论一下禅修的话题，那样比较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