笕桥地区曾经很穷，地少人多，90%以上的房子皆是草棚。在沈手中办了几年砖瓦厂后，大家才各自有了盖房子的材料。

　　人人都说她勤奋。但时光拉回计划经济的年代，在那个处处壁垒和门槛的国营世界里，以民营身份来经营丝绸，而且做到妙至毫巅，在沈爱琴走过的这条办企业路上，写满了不可能的事。

　　受命筹办

　　1968年，沈爱琴受命筹办笕桥公社“五七”工厂。

　　这一年，沈爱琴年方23岁。她和老乡长沈友文两个人一起挑起了创办公社“五七”工厂的担子。没有厂房，一些空置的破旧平房就用来作厂房；没有财力购买新设备，他们只能购买国营大厂报废处理的旧设备。

　　一年之间，笕桥公社的脱水蔬菜厂、农机修造厂、水泥预制厂、酱菜厂、绸厂5间工厂先后建立，沈爱琴亲手把这些小作坊模样的工厂交到了别人手上，自己则接受组织安排，去了笕桥医院。

　　但当时的农村，企业人才稀缺，几家社办企业逐渐陷入被动甚至瘫痪。要办好绸厂，泼辣能干、为人正派的沈爱琴仍然是笕桥公社领导眼中的不二人选。

　　再次接手绸厂已经是1974年。当时杭州第一织布厂正在翻建办公大楼，钢筋混泥土预制板紧张。敏感的沈爱琴提出负责建办公楼所需的全部钢筋混凝土预制板，折价3600元，购买杭州第一织布厂淘汰下来的10台铁木织机。

　　公社自产的水泥预制板，让她成功换来了这些机器。1975年，笕桥绸厂正式成立，22个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几万元借款，已经是这家工厂的全部家当。

　　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丝绸生产原料蚕丝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按计划调拨到各个国有丝绸企业，丝绸产品也由国家统一收购，再统一调拨销售。在这些被严格控制的流转环节中，笕桥绸厂和任一道流程都挨不上边。

　　这家黑户口工厂，眼看就要陷入自生自灭的境地。虽说10台机器每台都能动弹，却时时无米下锅，就算偶尔能找到些蚕丝做出产品来，上面又满是疵点，拿不出手。其实就算是正品，一家家商场照样会拒之门外。很快，工厂一年不到就欠下10多万元的债务，陷入困境。

　　1976年5月，沈爱琴被任命为笕桥绸厂厂长。这一年，她正好30岁。

　　沈爱琴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恳求银行贷款。银行一听是社办企业，一口回绝。即使在信用合作联社，不仅不贷款，还要求归还以前公社为绸厂贷的两万元。

　　沈爱琴只得以个人名义，四处借款，凑了两万元，一半作为工人工资和办公经费，另一半则是准备买回原料开工。这成了她作为厂长接手绸厂以后，启动工厂的第一笔资金。

　　可是，原料在哪里呢？满怀希望的沈爱琴一次次从国营厂铩羽而归，直到最后，她看上了大厂的下脚料，厂方认为下脚料本来也没有用处，便答应了沈的购买请求。

　　她没有看走眼，只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整理，这些下脚料竟然真的可以成为生产原料。她又跑了另外几家厂，和他们一一签下协议，所有下脚料均由笕桥绸厂收购。

　　在老师傅的帮助下，丝绸织出来了。沈爱琴亲自跑了很多商场。对方先问她们的产品有没有编入国家产品序列，有没有计委下达的调拨指标。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对方无一例外地将她送出了门。只有笕桥供销社在公社革委会的直接指示下，才偷偷接下她们的产品销售。

　　实际上，当时无论在哪里，丝绸被面都是紧俏物资，江南自古富庶之地，素来有使用丝绸被面的传统。但由于厂家都是按照国家计划合指令生产，产量与经济状况发生脱节，丝绸被面在商场经常断档，而像笕桥绸厂这样的计划外产品，却根本进不了公社。

　　尽管用尽办法进不了商场，但绸厂的产品在供销社和乡村集镇上却很受欢迎，丝绸被面只要一露面，就被迅速抢购一空。就这样，只是6个月的时间，绸厂的10多万元欠款就已经还清。到年底时，竟然还产生了6万多元的结余盈利。

　　1978年夏天，改革开放前夕。在经委的专门调查中，走联合之路的笕桥绸厂，终于被定性为浙江省丝绸公司的加工厂，地位合法了。

　　大跨越

　　1985年，杭州笕桥绸厂在建设染丝车间工程项目中，以每7天一层楼的速度向前推进，在浙江冠绝一时，媲美当时的“深圳速度”。从当初的亏损社办企业，到初步实现沈爱琴的梦想，这家绸厂已经安然度过10年。

　　10年之前，沈爱琴对绸厂的人说，“茧子是我们生产的，城里人能织绸，为什么我们不能？”此后她既当厂长，又当销售员。她和厂里职工全国各地推销这些被面，从北京火车站下车后，就忙着去各个商场推销，晚上，住在5毛钱一晚的浴室大通铺。

　　“从经验看来，男人做厂长不一定成功，这个厂一定需要胆大心细。”沈爱琴后来总结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丝绸行业最兴旺的时候，几乎是个丝绸厂都能赚钱。正当人们忙着扩大生产时，沈爱琴却看到潜在的危机：产品的档次低，即使出口的，也是半成品的坯绸。“蚕是我们养，丝是我们缫，我们的丝绸业为什么落后？就是缺先进技术！”为了搞技改，沈爱琴几乎将所有的家当都投了进去。

　　1990年，沈爱琴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大洋彼岸的美国。尽管此前她已经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但这次活动还是给她强烈的震撼——“别人太先进、太发达，走在我们前面太多了。”

　　她在寻找一个大跨越的机会。

　　一天，沈爱琴和几个技术人员得知一位香港商人在到处推销日本生产的喷水织机，四处碰壁。本来红雷丝织厂很感兴趣，但因为投资额度太大，再加上技术上的原因，就放弃了。

　　沈爱琴收到消息后，连夜去上海拜会这位商人。这时的笕桥绸厂已经今非昔比，用上了国内最先进的剑杆织机，织机台数达到200多台，生产规模、技术档次和质量水平全上来了。但沈知道，喷水织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可以将丝绸纺织工序由四道缩短为三道，产品档次和质量水平与原来相比会有显著提高。

　　但是，这个项目需要500万美元，加上其他配套共需要投资5000多万元人民币。当时杭州江干区的一位领导连连摇头，说沈爱琴真是异想天开。

　　她一遍遍地向一位又一位领导说着，末了总会加上一句：现在付出5000万元，将来得到的是5亿元、50亿元。90年代初的这笔投资，在领导眼中是前所未有的工程项目。当时的笕桥镇长甚至说，“沈爱琴，你究竟有没有把握，这么大的投资如果失败，枪毙你也够了啊！”

　　再后来，项目终于批出来了，贷款也借到了。118台日本三棱喷水织机的投入使用给笕桥绸厂带来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跃。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引进的喷水织机项目。在笕桥绸厂的示范作用下，一大批乡镇企业掀起了一股技改创业的热潮。

　　在从1990年开始的5年内，万事利的产值、利润从1000万元和100万元跃升到2亿元和2000万元以上。

　　连续的技术改造为沈爱琴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995年左右逐步揭开。当时的万人大厂杭州丝绸联合企业终于支撑不住；浙江惟一的丝绸上市公司凯地丝绸有限公司也终于倒闭；曾经红火一时的喜得宝丝绸惨淡经营；几百万产业工人下岗失业，全国纺织行业元气大伤。

　　在这场建国以来纺织业、尤其是丝绸行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风波中，杭州机场路上仅余万事利集团一家，沈爱琴早早就举全厂之力冒险技改，当行业危机来袭的时候，她创造了奇迹。

　　2000年12月1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浙江考察工作时召开企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会上，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汇报了沈爱琴率领落后的笕桥绸厂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奋力拼搏、逐步发展壮大，确立了杭州丝绸在中国的龙头地位，并树立了中国丝绸的国际形象。朱镕基听后笑着对沈爱琴说，“你把丝绸当做宝来做，你是中国丝绸之宝。”

　　品牌之路

　　1999年12月，由沈爱琴亲自定名的“万事利”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当时中国丝绸行业第一个驰名商标。

　　2000年9月，江泽民主席出访美国，沈爱琴在“中化文化美国行”活动中，成功展示了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丝绸产品的特有魅力。几年以后，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的各种丝绸产品和服装已出口到欧洲、美洲、亚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丝绸服装几百万套，出口值达到2亿多元，成为全国的外贸出口先进单位。

　　2001年5月，按照国家经贸委的要求，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为APEC上海会议生产了300套女式真丝睡袍，被誉为“唐装内衣”，和唐装一起风行了国内外服装市场。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浙江企业在奥运经济中分得一杯羹。万事利的“青花瓷”系列礼服甫一亮相，全场惊艳。专家的评语是：中国传统乱针绣的运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青花瓷的晕染效果，鱼尾裙的廓形设计凸显了中国女性的柔美曲线。

　　奥运颁奖礼服制作中最难的地方，是制作工序极其复杂。6款服饰从设计、选料到刺绣、制作，经过总计125道严格工序，仅面料生产过程就需要12道工序。它的问世，凝聚了所有万事利人一年的心血。

　　“青花瓷”刺绣采用了宫廷的革针绣及盘金绣，在从前，只有宫廷显赫人士衣服上才可以有这样的刺绣技艺。这种技艺是一种纯手工艺技法，属于苏式革针刺绣的一种，几近失传。

　　“如果还有人会的话，只有苏州还能找得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万事利“挨家挨户地找”。终于找到一批懂宫廷刺绣的绣娘，这批选用的绣娘，都是有50年以上刺绣经验的，年龄最大的已84岁。

　　革针绣及盘金绣工艺十分复杂，完成一个披肩要196小时，一个腰花要148小时，绣一个会花需要32个小时，绣一个下摆需要218个小时。一件奥运礼服仅刺绣，就需要一个绣娘40天33道工序的精心制作才能最终完工。

　　沈爱琴常说，丝绸这样的产品，需要一定规模的企业来做。因为它需要品牌，规模扩张了以后，市场波动大，做不出精品。万事利正在走的这条品牌之路，正如沈爱琴手中的画卷，幕幕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