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读线装书看作是享受，认为这就有点像庄子一样，“自然而轻松，自然而智慧，自然而乐观。”但是在他的好朋友，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吴鹰先生的眼里，冯仑就是一个“大侃爷”：讲话，一定要有惊人的观点；写文章，一定要有别人不认识的字；发短信，一定有人家没有见过的词。而他收藏军品的小嗜好，也被吴鹰戏称为“想弥补一下男气不足的这个缺点”。

　　冯仑，的确成了个“多面体”的代名词。冯仑用4句话来定位自己：第一就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做了16年的董事长；第二就是无产阶级社会理想；第三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就是如果放开撒野，那所有底层的一切快活事，他都不拒绝；第四就是“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有时候会附庸风雅。

　　这与冯仑的“发家史”有关。

　　1991年，在海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常务副所长不到1年，冯仑下海，和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潘石屹、易小迪5个人创办了家公司，后来6个人被称为 “万通六兄弟”，冯仑最大，33岁，最小的24岁。现在，冯仑认为做了基金管理人的王功权工作最好；刘军做了投资；王启富主要做建材；潘石屹在北京做房地产；原名易代昌的易小迪也成了阳光100的老板。这也是“培训军校”说法的来源所在。

　　确定股份的时候，6个人按《水浒》方式，也就是“座有序，利无别”来确定股份，股份一般多。当时还以非常多的土政策作为约定，例如规定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所有收入透明；还有不许有外国护照、不许转移资产等。后来6个人都坚守了。6个人第一次用“按揭”这种新法子买了8栋别墅，从而赚到了第一笔钱。

　　根正苗红的冯仑从小就落下一“病根”，按他的话说，就是“特别爱学上进”，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给全国出名的英雄写信，然后永远没人搭理他。所以，这“病根”一直落到他做生意小有成就。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冯仑就带着自己的团队，又开始全国找那些成功的生意人。这次不写信了，直接登门拜访。见了王石，谈了3个多小时，冯仑认为自己当时也很能说，而坐在对面的王石也很强势，当时观点明确地认为：冯仑几个虽然是热血青年，但是今后面临到利益冲突，一定会出问题。至此，王石成了冯仑的“畏友”，以至于冯仑在好几年前就写了篇文章，叫《学习万科好榜样》。之后，冯仑称自己做了好几年“傻瓜董事长”，凡是公司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就打发下面的人看看万科怎么解决的。

　　冯仑与王石几乎完全是两类人。冯仑说：“我不登顶，能不登顶就不登顶，他(王石)是以登顶为目的，我以不登顶为取舍。”

　　到了1995年，果然如王石的预言：6个人还是闹了分家。冯仑说：“不存在说谁坚决要离，而只是觉得不舒服。”后来，6个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作为“大哥”，冯仑收下了其他兄弟的股权。

　　散伙之后，冯仑一个人扛下公司从创办到发展这一过程中遇到的所有事情。现在，冯仑已经悟出要“傍大款(处理好投资者关系)、学先进(企业的标杆管理)、走正道(符合制度法规)”，才能做好事情。能“熬”那段日子，冯仑一直十分感慨，他说：“人，特别是男人，要跟时间去搏斗，这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就我老说伟大是熬出来的。”在《波士堂》节目中，他说他的偶像是阿拉法特。这个曾经也做过房地产的男人在埃及大学时，是巴勒斯坦学生自治会的学自联主席，1959年毕业之后，筹建了法塔赫。1959年一直到他去世，都属于一直在折腾又没有成功，还不停地坚持的一个男人。最后他变成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冯仑说：“这是时间上最能够熬的一个男人，所以他就给我感觉能激励我，要像阿拉法特这样，答应一件事，就是一生要为万通，坚持。”

　　现在，冯仑还在继续快乐地“熬”。他认为：美国这100多年，房地产经历了三种模式的变化，简单说，第一种模式就是地主加工头；第二种模式是厂长加资本家；第三种模式到今天，就叫导演加制片。所以万通所尝试的现在所谓的美国模式，实际上要放弃工头加地主的想法，要逐步用厂长加资本家的想法，最终变成导演加制片的想法。他也在坚持能够参与“9·11”之后世贸重建自由塔的项目，希望能引进美国模式，磨合公司新的战略。在一期成为“业主”的愿望泡汤了之后，现在开始瞄准二期，又在与美国有关方面不停地加班加点地开会，依然希望能够成为自由塔业主的合作者。

　　现在还没有成功，冯仑还在“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