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到美国上市，还是与中国企业进行整合，这样的选择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千思百虑的决定。”虞锋说。

　　虞锋出生于1963年，分别于1986年和1991年获得复旦大学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还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学位。在攻读哲学硕士期间，虞锋任研究生会主席、中日名校论坛中方代表团团长。这样的教育背景让虞锋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哲人的理智和沉稳”。

　　1986年至1988年期间，虞锋还曾任教于上海教育学院。在高校10年，让虞锋多了几分学者的儒雅。离开学校十几年后，虞锋对学校仍然有一丝留恋。

　　“我感谢在复旦的7年所学。”虞锋觉得学习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让他终身受益。

　　回忆当初离开讲台投身商海的原因，虞锋表示一个考虑是教师的重要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很多事情自己都没有经历过、感受过，怎么去教给学生呢？所以决定从商，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以便以后能够更详细、更真切地讲给学生听。

　　离开学校后，虞锋又先后做过公务员和国企负责人。1999年，虞锋下海创建上海元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00年创办了上海电洋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2002年注册成立了上海聚众目标传媒有限公司。

    楼宇液晶广告行业的先行者

　　“偶然中也有必然”是虞锋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很多成功的故事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必然性。

　　早在1999年，虞锋在美国考察时偶然发现了楼宇液晶电视，很快就产生了把它引入到国内的想法。然而直到3年后，当虞锋把第一块液晶电视屏幕挂在北京京广大厦的电梯旁时，他的这一想法才得以实现。

　　楼宇液晶广告行业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创业初期，虞锋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圈楼、购屏的成本都不低，并且要求全国性的覆盖范围。聚众采取的是直营模式，全国设有的40多家分公司（办事处），后期管理的压力也比较大。

　　楼宇电视广告行业，一笔资金投下去不能马上看到回报。必须形成一定的规模，才能吸引客户买单。因此刚开始圈楼是没有盈利的。

　　聚众的第一块液晶屏装在北京最高的写字楼京广大厦，“当时想能把这栋楼做下来，其他楼盘就会比较容易”。装屏的过程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这是一个新事物，物业自然会有很多疑虑，比如，电梯旁安装了液晶显示屏，会不会损坏墙面？租户会不会投诉？机器是否需要他们维护？”

　　物业担心的问题虞锋早就考虑到了，对他们的疑虑一一作答。最后，物业也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聚众签了合同。

    创业中的大起大落

　　随后的聚众处于一个快速扩张期，液晶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面积铺开。

　　但是聚众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2003年年中。由于当时还在“圈楼”的过程中，广告收入并不多，但是大规模扩张却需要大笔资金。当时一台17英寸液晶显示器的价格是7000元左右，而经过近半年的圈地，聚众的现金账户上只剩下了6万元。

　　“那时想得最多的是，只做精做透一个大城市还是真的要覆盖全国？”最后，虞锋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发现，只有做大做强才是最终出路。“因为广告客户最终要看的是广告效果，没有一定的影响力，不可能吸引更多的客户，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发展。”因此，聚众最终定下来的目标还是先做一线城市，再图进取。幸运的是，2003年底，上海信息投资有限公司给聚众送来了第一笔资金两亿元人民币，解了虞锋的燃眉之急。

　　虞锋在创业过程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2004年9月，聚众传媒获得了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美国凯雷集团的投资，第一批到账的资金高达1500万美元，这笔投资在当时被新华社称为“国内传媒业最大的单笔国际性投资”，在业内引起了轰动。更值得一提的是，从谈判到资金到账只用了短短3个月。

　聚众的发展非常迅速，虞锋也意识到，“像我们这样的新兴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要控制好企业发展的速度和节奏，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扩张”。聚众改变了以前条块管理的模式，采用总经理责任制，即每个分公司设一个城市总监，统管分公司的各项事务，根据地域再划分几个大区，各城市总监向大区总监汇报，大区总监向总部汇报。聚众始终坚持直营模式，覆盖的45个城市的楼宇电视广告网络全部都是自己建设、自己经营、自己管理。

　　虞锋认为，聚众的优势还在于有一个经验丰富、生气勃勃的团队。“聚众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创业初期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激情。形成了聚众独有的企业文化，凝聚成了一个爆发力、战斗力强的团队”。

　　谈到创业成功的要素，虞锋认为，每个人的创业过程不同，感受各异，当然不能照搬照抄，“但是一些通用的法则是存在的。比如，善于思考，还有坚持”。“创业贵在坚持，做人做事的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是虞锋通过《中国青年报》最想告诉年轻创业者的一句话。

　　虽然虞锋失去了一次去纳斯达克敲钟的机会，但是他却坚守着那份执着的信念。不过在学哲学、教哲学的虞锋看来，他最终的理想还是要回到校园，回到那座属于他自己的象牙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