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

    房间8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排衣柜，一张写字台，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仅此而已。

    四川海河高压胶管厂地处龙潭寺东路190号，几排平房，红瓦砖墙，一看便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3月29日上午，记者走进厂要找老板张思明，工作人员便把记者带进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陈旧、简陋，除了一排旧沙发，另外就是一张旧办公桌。记者想，一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也好不到哪里去。正想着，张思明进来了。记者说能不能到你办公室谈谈？他笑了，说这就是他的办公室。记者非常吃惊：不论哪个老板，即使工厂旧点，但办公室还是装修得富丽堂皇的。
 张思明54岁，穿着一件灰色的上衣，里面一件有条纹的白色衬衫，和普通工人的装束差不多，肤色黝黑的他眼神里露出疲惫，“我经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短短寒暄后，他还是觉得应该找个更适合采访的地方，因为旁边厂房的机器声不断传进来。他选择了自己的房间。

    一进房间，记者又一次惊讶了。房间8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排衣柜，一张写字台，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仅此而已。张思明说，所有的家具都是30年前和妻子结婚时买的，“看上去是不好看，但结实，一直没坏！”

    张思明就坐在床沿和记者聊天。他说，他原是四川煤矿机械厂的工人，因为会说，1984年被工厂调整为一般销售人员。“不是自夸，我确实为厂里贡献不小，但就是因为爱说，很多事情看不惯就说，说得多了，就令人讨厌，令人讨厌了，做再多的事就都等于零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无所有的张思明辞职了，单干。他先是帮人打工，有了一定资本，就买回设备自己办厂，他的创业故事其实与许多老板初期创业时一样。但不一样的是，没有老板像他一样，直到现在还住在8平方米的简陋屋子里。

    张思明办厂10多年，是不是没有挣到钱，生活这样寒酸？记者小心翼翼问他的收入，他也不回避，说：“我们厂是西南惟一的高压胶管厂，一年的销售额1000多万元。我的固定资产就有几千万！”记者再一次感到惊讶。

    女儿

    张思明在工厂安家，把女儿独自“扔”在市内。但再过一个月，她将到法国留学拿博士学位。

    张思明和妻子常年住在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他们和工人一起吃伙食团，共用一个简陋的厕所，一同在车间劳动。张思明说，8平方米的屋子就是他们的家。为何会这样？张思明说，我要告诉工人，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张思明的这种想法，与他的创业经历有关。1999年，当他把作坊式的小厂变成较具规模的工厂时，租用的地方一片狼藉。他和30多个工人一起白天黑夜地弄房子、调试机器，一天睡3个小时。“处于创业阶段，为了节约资金，我们什么都自己干。”一次，他干着干着，竟一头栽倒在地，别人以为他受伤了，没想到他是睡着了。

    出成品后，工厂就一直在赚钱，张思明也一步步变成了富翁。但他的生活一点都没有变，他说：“不能因为有钱了就和工人疏远距离，我是想告诉工人们，我和他们是一样的，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工人李富德对记者说，他进厂一年多了，进来便听工友们讲张思明的创业故事，“从他身上，我们得到了动力，不仅是工作上的动力，还有生活上的动力。”

    确实是这样，张思明和妻子在工厂安家，把女儿独自“扔”在市内，她的女儿张晓谦也因此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不过，张思明在说起女儿时有些愧疚。他说，从女儿读初中开始，她就完全独立生活，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家还得自己做饭吃，如果再有作业，那就得熬到深夜了。张晓谦一般不给父母打电话，有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只有一次，她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不得不给父母打电话。母亲倪娜赶回家时，张晓谦已经昏迷了，事后倪娜想起这些就哭。但没有得到父母照顾的张晓谦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在电子科大读了硕士研究生，再过一个月，她将独自到法国留学拿博士学位。
笑话

    张思明形象太“工人”，所以经常闹笑话。但这些笑谈，却成了他厂里工人口中的美谈。

    在记者采访过的老板中，绝大部分都和张思明一样有痛苦挣扎的创业经历，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创业时大不一样了：穿着国际一线品牌的服饰，出入高档酒店，喝五粮液或者XO，抽中华或者熊猫香烟。张思明说，别的老板这样消费并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他不太习惯奢侈的生活，因而他的形象跟当年从工厂辞职出来那时没什么两样。

    记者注意到，他抽的是“蓝娇”，中午吃饭时习惯喝两口“小角楼”；他的衣橱中有一件上档次的西装，不过一年也难得穿一次。因为他的形象太“工人”，所以经常闹笑话。

    去年底的一天，张思明去理发店理发，他通常都是去最便宜的理发店。那次在原煤矿机械厂门口的理发店理完发后，他从兜里掏出钱，一张1元的和一张10元的，他继续掏，看能不能再掏出一张1元币，理发的小姑娘见了，忙说：“师傅，你给1元钱算了，你们下岗工人也不容易。”

    笑话不止一次。就在上个月，张思明去龙潭寺某村看土地——他们的企业规模要扩大，需要另外选址。该村支部书记见他对土地的情况问来问去，就问他：你是哪里的？张思明说：“我是海河厂的。”书记就说：“你们海河厂的老板我认识，还一起喝过酒呢！”他对张思明上下打量了一番，又问：“你们老板怎么派你来?”书记说的那个“老板”其实是张思明的副手，之前他去看了土地，并与书记达成了共识。

    张思明的副手张渝根就很注重自身形象，穿西装打领带，他对记者说，他们经常跟老板去和客户谈生意，“每次去了后，人家热情地给我让座，给我散烟，而对张老板不理不问。他们把我当老板，把老板当随行的工作人员了。”他说起就哈哈大笑。

    记者在采访张思明的两天里，他两次坐着一辆五成新的2000型桑塔纳轿车出去办事，而在他工厂的一间库房里，却停放着一辆宝马。“宝马一个月很难用一次，只有特别的交际活动才用。我觉得宝马车跟我的穿着不太匹配。”

    工友

    安明是名刑满释放人员。在张思明厂里，他找到了自信；在张思明身上，他看到了榜样。
2003年起，张思明确定了补充工人的新原则：普通工人，只招下岗工及“4050”人员。他说，他参加过原煤矿机械厂裁员的会议，“在宣布下岗人员名单后，他们眼中那种失落、伤感以及脸上的表情让人印象深刻，他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突然没了工作，一个家庭可想而知。”

    目前，海河厂有50多个工人，其中20多个都是下岗工。38岁的李福德是四川橡胶厂的下岗工，刚下岗时觉得天都塌了，孩子要读书，老人要供养，在一段时间里，断了生活来源的他几乎丧失了生活信心。一年多前，他被张思明招到厂里当工人，每月1000多元钱的工资收入改变了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但对他来说，得到的不仅仅是工资收入，“我进厂就听说张老板自强创业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只要努力奋斗，什么情况都可以改变的。”

    张思明虽然对自己“抠门”得厉害，但对工人却不一样。他对工资的发放与其他企业不太一样：他工厂的车间里有一个黑板，每个工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工人每天干了多少活，该拿多少计件工资，都记录在上面。记者看到，有些工人一天可挣90多元，一般的也在40到60元之间。对一般工人而言，一个月能拿到1200元到1500元工资，他们非常满意。“以前从来没有拿过这么高的工资，老板从来不克扣我们。”“我们之间没有雇工和老板的距离，我觉得我经过努力也会像他一样成功。”……这些，都是工人们的声音。

    其实刑满释放人员安明（化名）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他也曾想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但因为犯过罪屡次遭到用人单位的拒绝，并因此丧失信心，从而酿成“四进宫”，坐牢10多年。也因为安明屡次犯罪，家人对他彻底失望了，将他扫地出门，并多次搬家，直到他找不到为止。

    前年，张思明接纳了他，这让他深受感动，他每天踏踏实实地劳动，看着每天墙上的工资表，他看到了自己创造的价值。今年春节，安明的家人听说他的情况后，主动找到工厂，让安明回家吃团年饭。那个时候，安明哭了，然后笑了。

    后记 抠门老板的向上力量

    采访张思明，我花了很长时间。和他聊，和他的副手聊，和他的工人聊。去他的办公室，去他的车间，去他的房间，去他的食堂和厕所。

    最开始我一直都在怀疑自己，我要找的人是自强不息的，而张思明表现出的似乎与我的选题有些隔膜。但当我去了他的车间，和他的工人们打成一片之后，我突然发现并非我所想的那样：自强的人不仅仅表现在通过不息的奋斗改变自己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张思明通过自己的言行把一种信心传递给了工人，让他们得到向上的力量。

    在我的正文中，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详细地涉及，那就是张思明扩厂。一个企业要扩厂，是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需求，是市场的需求，是想赚更多钱的需求。但张思明扩厂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他说，他扩大生产线后，估计还要补充30名左右的工人，他要招的还是城镇下岗工，或者是曾被人抛弃的刑满释放人员。他说，让更多人在生活中高兴起来，比挣钱还令人高兴。他还说：“光四川省，每年对高压胶管的需求量就有5个亿，我们作为西南惟一的生产工厂，年产值才1000多万，我不拼起来，对不起我这个职业。”

    “穷酸”的张思明让我想起了富翁李嘉诚、巴菲特以及船王包玉刚，他们对待自己的生活也是“抠门”的，但他们对社会却是大方的，两者之间的差别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