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国商道，不可不谈“四大商帮”。在这个词语背后，有乔家大院的阑珊灯火，有胡雪岩的朱红顶戴，有舟山港通商的轮渡，还有潮汕人下南洋的孤帆，这是历史。

晋商、徽商、浙商、粤商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这是一个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书写了中国商业史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自创流派，成为中国商人精神的载体；他们亦经历起起伏伏，但始终在延续商业经济血脉。

    让我们走进湖北的四大商帮，来看一下曾经的经营楷模，如今是如何传承和发展……

    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晋商！湖北白云黄鹤，有山有水，自然引得晋商来。

    每天早上十点左右，霍爱文开着他的凯美瑞来到位于五福小路的山西大院“上班”，作为湖北晋商商会秘书长，他要处理会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帮会员维权。

   “上半年，我们帮会员维权20多件，会员也越来越把商会当做‘靠山’。”霍爱文感慨。

     晋商，对湖北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乔家大院》、《走西口》里的山西商人，以及目前张扬的“煤老板”；不熟悉的，却是身处湖北的晋商们。虽然他们在湖北闯江湖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对于大多数湖北人而言，山西是陌生。

    但山西在湖北的一些大项目，却实实在在地对现在以及未来湖北影响重大。

    让我们走近湖北晋商，那群张扬又低调的商人……

   五福小路的山西大院

    清早，从汉口五福小路拐进去，就看到青砖白墙，朱红柱子隔着三扇雕木红门，走进正门，自动门徐徐打开。大堂里面依旧是朱红柱子，实木桌椅，亮着不多的几盏灯，显得安静但不昏暗。

    两只硕大的瓷坛上红纸黑字，一曰“醋”，一曰“酒”。醋是清徐醋，酒是杏花村。

    绕过前台，视线顿时明亮起来，在一面山西风格的仿古砖雕照壁后，是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院子，铺着青石，种着大槐树，非常安静，偶尔传来几声鸟叫，显得更为静谧。

    往前看，便是关圣殿，殿内正中供奉着一尊略大于真人的关公铜像。在异乡，晋商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向人们展示着家乡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是解放后全国首家专业性的晋商会所。”霍爱文介绍，这里不仅仅是晋商交流的平台，还是展示晋商文化的窗口。在他眼里，文化是比经商更重要的东西。

    其实，现在在湖北经商的晋商，与此前传统意义上的晋商已然有很大区别。新晋商，更多地将视线投向更大的产业，比如煤炭、钢铁等……

    据资料记载，晋商在湖北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有一小部分晋商为了进一步扩大商务，曾踏入湖北东南部的武昌府组织货源，并指派专人监制茶叶，成为清代最早开发鄂省茶山的出口商。山陕会馆曾是晋商在武汉的商业标志，它在清朝道光年间(19世纪初期)成立于汉正街。

    到晚清咸丰年间，晋商逐渐转移了采购茶货的基地，将其收货重心西挪。他们由东南的福建等地纷纷涌到湖北。山西商人经营途径的如此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后湖北茶叶经济的发展，使其一步步地成为我国著名的内销、外贸的商品茶基地。

 “我们目前主要是做一些大项目。”据霍爱文介绍，他们在湖北先后开建了华中钢铁交易中心、湖北煤炭战略储备基地、晋商工业园等项目，投资高达百亿元。

  从袜子开始的新晋商

  汉正街，对于山西人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批发市场。但对于在汉正街的山西人而言，这里确是一片掘金之地。目前在湖北省的40万山西人中，直接经商的有两万多人，其中一万多人分布在武汉市。若再具体下去，那便是，在武汉市的一万多人中，有5400多人在汉正街。而这些人，全部来自平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大批的山西人来到武汉，我也是那个时候来汉正街的。”王承祥，是汉正街平遥商会会长，在武汉生活了近20年的他，乡音未改，一口地道的山西话。

   他说，最初来武汉做生意的平遥人，几乎都与袜子有关。

   上世纪80年代，平遥出现一大批生产袜子的家庭小作坊，陆续有人背着自家纺织的袜子到武汉谋生，因为生意好做，之后多年，由亲及友，由一及十，这支队伍迅速扩容。最为典型的是，有一个村共有2000多人，在汉正街经商的便有五六百人。

    汉正街上平遥人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万商白马商城。偌大的商城内，一二层的商铺摊位十之七八是平遥人在经营。37岁的韩先生来自平遥县滩头村。家族中最早来汉正街的是他的堂弟，帮老乡守摊的堂弟回乡探亲时，又带出他们夫妻二人。如今他和堂弟合伙的袜子内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除在商城大门一侧有一间位置绝佳的底商外，他们还顺便经营着过道对面一间生意同样不错的内衣店。

    2005年，平遥县政府投资40多万元在汉口成立平遥商会，成为北方地区在这里建起的第一家地域性商会。而上世纪80年代最早一批平遥商人带来这里的孩子们，如今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已经接过父辈衣钵，在汉正街上支起了自己的摊位。

    而他们的经营范围，经历多年演革，一步步扩展。“目前在汉正街经商的山西商户，已经从原来的单纯经营袜子，扩展到针织、服装以及箱包皮具等行业。”王承祥介绍，他们现在，多是从义乌等地批发袜子、服装、鞋类及各种针织品，年贸易额达一亿元左右。

   “晋商辉煌了两代，一代是之前的‘乔致庸’们，汇通天下，货通天下；另外就是现在的煤老板，在煤炭、钢铁方面我们做得很大。”

   “煤老板”不是贬义词

    山西拥有让别的省份垂涎的煤炭储量。靠山吃山，靠煤赚钱的山西成了“煤老板”。一提煤老板，人们总是无可避免地想到一掷千金，联想到血泪斑斑的矿难。人们对煤老板的评价不算好。

   “晋商辉煌了两代，一代便是之前的‘乔致庸’们，汇通天下，货通天下；另外就是现在的煤老板了，在煤炭、钢铁方面我们已经做得很大了。”霍爱文说，“煤老板”并不是个贬义词。

    有山西人认为，“如果煤老板和铁老板不算晋商的话，那山西现在就已经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了。”

    在国家整治小煤矿之后，更多的山西“煤老板”奔赴海外买矿开发。还有一群人转型，开始做煤炭贸易。

    而在湖北的晋商，更是没有放弃这块阵地。在缺煤的湖北以及多煤的山西之间搭桥。

    “我们正在将鄂州打造成可储存3000万吨煤的‘煤炭超市’”，霍爱文介绍，鄂州煤炭储备基地将引进荷兰和国内的先进配煤技术，通过科学配煤减少火电厂50%的电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用低成本的煤生产市场上最需要的环保型、高质量的均质煤炭。预计年可配送环保型、高质量的均质煤炭700万吨。

    除了煤炭，在鄂晋商在钢材上也是大手笔。

    今年年初开工的华中钢铁交易中心项目，其控股方是湖北省晋商联合会会长、武汉人和集团董事长王耿。47岁的王耿是地道的晋商后人，祖籍山西汾阳，至今山西省城商业街柳巷仍可找到其祖父王子谦的塑像，与其名下百年老字号同成信绸布庄分号的旧址。在王耿看来，晋商的本质是文化，晋商重新崛起，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

     王耿在上世纪末开始创办经济实体，如今他身后的武汉人和集团，广泛涉足钢铁、煤焦、房地产等业务，发展十分迅速。

    晋二代上演《奋斗》

    除了煤老板和铁老板，在外奋斗的晋商们，在很多小行业中打拼，希望闯出自己的道路，有些成功了，有些还在奋斗的路上。

    但是他们身上，既有老晋商精神，同时还有新晋商的创新。

   “过去老晋商主营贸易，掌握的是信息，依靠的是诚信、节俭和吃苦耐劳，但同时老晋商也依靠的是服务创新，票号的产生其实就是晋商把握商机创新推出的服务模式，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海力化工集团董事长史铁京说。史铁京是山西襄汾人，1986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湖北凯迪电力公司，后来担任凯迪公司水处理分公司总经理。2000年他辞职下海成立了湖北海力化工有限公司，开始了创业之路。

    从初期1000多万的年营业额，到2009年已达到1.4亿元，现已成为国内水处理行业的前三甲，每年纳税额在葛店开发区名列前茅。

    海力化工的主营业务是水处理，2003年海力和武钢签下了水务总承包合同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个模式的核心是由海力公司全权负责炼钢厂的用水（派人驻厂，跟班作业），运用水添加剂等技术，达到保护设备和水循环使用的目的。

    当年，武钢炼钢厂水成本下降了三分之二，海力公司的这种服务无疑是一种企业合作的新模式。

    与史铁京的专业创业不同，吴存棠的创业史显得尤为草根。

    2002年，在山西大寨饮品有限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吴存棠被派到武汉来开拓华中市场。来汉之初，他以为借着“大寨”精神，可能商品没有那么难销。但到武汉之后发现，根本没销路。那时候产品还没有知名度，去超市人家根本就不搭理。

   “我就在大街上堆几箱子，然后请人免费品尝，这样经过几年，再加上大量的广告上市，才好了一点。”

    目前吴存棠主攻酒店市场，他说：“因为在南方的广告投入没有在北方大，所以超市这一块我们从前年开始就撤了，专门拓展酒店的业务。”

    现在，吴存棠的核桃露在武汉酒店的销量很不错，他说：“山西有很多特色产品，正因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所以我们才都乐意把这些品牌推广到湖北来。”

    传承并创新着

     并不是每一个商人都能从晋商那里获得“相与（建立了非常信任的合作关系）”的待遇，拿《乔家大院》里的乔家来讲，在结交之前一定慎重考察对方的人品信誉，一旦结为“相与”总是竭力维持关系，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也会倾力相助，即使明知已经无利可图也绝不中途绝交。

     霍爱文介绍，在湖北的晋商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祖籍山西，父母系南下干部，自幼在湖北生活长大的山西湖北人；改革开放后前来湖北创业的山西人；在武汉读书后，留下来在湖北创业的年轻人。

   “进取、敬业和群体精神是老晋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武汉楚锐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晋斌，就是在武汉读书后留下来创业的山西人。

    他同时还是湖北晋商商会副秘书长兼青联部部长，在武汉的山西学生及青年创业者这一块的工作都是他在负责。

    “我们这一代山西人绝留在武汉大都是因为在这里读大学，现在武汉的高校中山西籍的学生就有1000多人，我们会对他们提供一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

    70后晋商，武汉瑞优丽培训机构总经理杨旭波除了是一位商人，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集正在联系出版中。

    对于晋商文化，杨旭波说：“晋商在世代发展中建立了发达的国内外贸易网，也形成了优秀的精神文化：诚信为本、以义制利、勤奋敬业。”他也分析了晋商失败的原因：“虽有各种外在原因，但是主要还是因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内在原因，正是因为过度守旧、拒绝变革、停滞求新、被动防守导致了晋商的失败。”

    显然，老晋商的经营模式，放在现代的经济大潮中，已不能再影响什么。再振晋商雄风，需要的不仅是积聚与传承。这些还远远不够。

    正如山西籍经济学家梁小民曾一针见血指出了老晋商的失败根源，在于民国之后创新能力的丧失。

    在武汉，像王晋斌这样名字中带有晋字的山西人很多，他们生活在武汉，但是却带有明显的山西特色。在他的博客里随处可见的是有关于山西的转帖和文章。

    他说：“我们现在这些80后的山西人，对老晋商的精神非常敬佩。但我们也试图在老晋商精神上有所创新，我们从山西出来，担负着责任和义务，就必须把晋商精神传播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