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玑CEO、82岁的海耶克先生（Nicolas G. Hayek）曾说：“感受宝玑的最佳方式，就是了解它的历史。”

        没错，在卢浮宫中，人们会窥见宝玑辉煌炫目的历史。只有对人类文明与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显赫艺术品，才有资格登入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而宝玑，恰以自己在欧洲制表技艺的巅峰地位进入卢浮宫的艺术殿堂，接受来自全世界艺术与钟表爱好者的追捧。

        事实上，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宝玑的身后始终不乏追捧者——它不但是拿破仑、约瑟芬皇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英国首相丘吉尔、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等王公贵族的心头所好，也是巴尔扎克、普希金等世界文学名家在作品中乐于描述的对象。

        皇室传奇

        无论在钟表历史或是西方历史中，宝玑钟表都有记载。并且，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宝玑这个名字就为皇室而存在。

        宝玑与欧洲皇室名流之间素有渊源。其中最为出名的，要数与拿破仑的波拿巴特家族之间的历史。

        1798年4月，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在出征埃及前的一个月，专程访问了宝玑的作坊，并花七千法郎购买了三件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一只带日历的打簧旅行钟178号（同系列首款）；一块编号38的带温度稳定擒纵系统的打簧怀表，以及一款编号216的自动上链打簧表。

        这位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迫切地希望拥有一款足以彰显他尊贵地位的名表，也希望携带足够结识耐用、性能可靠的旅行钟奔赴冒险征程。而宝玑定时器的杰出性能，也确实在埃及一战中为拿破仑立下不少功劳。此后，波拿巴特家族成为宝玑常客——拿破仑向妻子表达爱意时，毫不犹豫选择宝玑；一块曾为拿破仑的妻子所拥有的黄金珐琅怀表，在佳士德拍卖会中拍得130万美元的天价；拿破仑及其家族总计向宝玑购买的贵重钟表产品，多达19件。

        在卢浮宫的宝玑回顾展中，当人们流连于那些工艺精湛的计时器面前时，不免要为其纤薄的表壳、清晰典雅的数字、直线型的指针和机刻扭索纹表盘而痴迷。这些见证过历史风云的器物，历经岁月磨砺，仍旧散发着古雅细腻的光泽，并将人们带往2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

        早在1775年，宝玑表的创始人、28岁的亚伯拉罕-路易·宝玑就开设了自己的制表作坊。这位充满创意的钟表天才对当时最先进的各种制表技艺都了然于心。在巴黎，他的精湛制表工艺和先锋美学成为人们称颂的焦点--18世纪的最后25年，巴黎所流行的钟表样式都偏于雍容华丽、繁复浮夸的巴洛克风格，唯有路易·宝玑的作品追求端庄、精致、低调与简约，恰是这一点，引得法国、英国等王室的订单与青睐。

历史旧影

       1775年的一个清晨，路易·宝玑刚打开钟表店的大门，一批客人隆重到访。一位盘着高耸的白金色发髻、衣着奢华缎绸的美丽女人，以第一位贵宾的身份，直接向宝玑订购了一块自动上弦的万年历怀表--这位女人，就是被无数绘画、书籍和电影不断纪念的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出手阔绰、奢侈无度的玛丽皇后，此后又陆续收集了多款宝玑珍品，成为宝玑最忠实的拥趸。

       值得一提的是，路易·宝玑大师曾接受一位神秘顾客（玛丽皇后爱慕者）的预订，融合当时最复杂的技术，耗费44年的时间制造出了一枚闻名于世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怀表”。这只怀表挑战了当时钟表复杂技术之最，具备万年历、天文时差、三问报时和动力储存等诸多功能，算得上制表大师生平创作之精华。遗憾的是，订购这款怀表的玛丽皇后因卷入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于1793年被押上断头台，并未见到自己心仪的作品。

        因玛丽皇后、路易十六和拿破仑等尊贵客人对宝玑的钟爱，宝玑逐渐步入欧洲宫廷，引得无数欧洲君主和达官显贵相继成为其顾客，并书写出无数欧洲皇室贵族与宝玑的历史传奇。

        但一件颇令人回味的历史事件是：1815年，当滑铁卢前线变成一触即发的****桶时，两位运筹帷幄的统帅——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和英国公爵惠灵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宝玑表。两位宝玑的追捧者，最终在滑铁卢浴血鏖战，这恐怕是品牌创始人路易·宝玑先生未曾设想的。

        文字上的精密记录

        在宝玑品牌总裁尼古拉斯·海耶克（Nicolas G.Hayek）的支持下，宝玑博物馆以230万瑞士法郎的价格购买路易·宝玑大师的手稿，创下了拍卖纪录。

        这是一份创作于1818年至1823年间、见证着宝玑235年历史痕迹手稿，在沉淀了两百年后首次公诸于世。手稿总计354页，按时间顺序详细纪录大师在钟表学上的创新发明，各式钟表尺寸配置和复杂程度，同时也记载公司历史跟大师整体性设计和制表理念。从路易·宝玑的手稿中，人们窥见一个自信而充满活力的宝玑，它不但在钟表界傲视群雄，也骄傲地承载着一段足以使任何品牌都艳羡的独特历史。

        是的，从诞生之日起，宝玑就以其对技术和艺术上的绝对影响力而闻名。它不但是卓越钟表技艺的代名词，是人类完美典范、创造力、优美与公平的精神，也在文化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看看世界历代文学家们眼中的宝玑吧，它已经远远超过了记时的范畴和定义，而是成为一个个故事的历史见证者和叙述者。

        俄国文豪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尤金·奥涅金》中写：“一个徜徉街头的花花公子……百无聊赖地四处闲逛，直到他准确的宝玑表提醒他，才惊觉时间已至正午。”巴尔扎克在他的心说《欧也妮·葛朗台》中写：“他掏出最优雅纤薄的宝玑表。啊！才11时！今天起早了。”

        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中描述戴上宝玑表的微妙喜悦：“唐格拉斯的腕表是一快宝玑杰作，昨天才小心翼翼地为它上链。它就在清晨悦耳地敲着报时。”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里写：“他掏出他的宝玑表……一块由最卓越制表师制作的精密仪器。”

        这些文字，塑造了从19世纪初期至今宝玑表的各种形象。无论是雨果、史坦达尔、普罗佩斯·梅里美、缪尔格还是浅田次郎，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巨匠们，纷纷用自己的笔调描写宝玑。这些文字因宝玑而凑成巧合，都有着“美丽”、“精准”、“贵重”、“可靠”等形容词，事实上，它并非巧合那么简单——每一次宝玑融入小说人物的细微生活琐碎中，无疑都暗暗勾勒出人物的生活年代、生活品质、品位与个性，每一段文字的描述，都将宝玑尊奉为艺术品。

当代宝玑，传奇延续

        如果你未曾有机会亲临巴黎卢浮宫目睹那些极致珍品，也没去过位于巴黎的宝玑博物馆，那么，在上海外滩的斯沃琪（Swatch）和平饭店艺术中心，你同样可以满足赏析宝玑精品的愿望。

        耗时3年重整的上海斯沃琪（Swatch）和平饭店艺术中心近日刚刚重新开幕，位于一楼的、包含宝玑在内的四家钟表精品店也同时全面揭彩。

        当你来到修缮一新的和平饭店门前，推开厚重的铜把手，穿过玻璃门，踏着簇新的木地板来到宝玑精品店，将被眼前雅致而经典的设计所吸引。这片面积超过240平方米的场所，被细密而修长的金色支架包裹为圆柱形，宛如一个私密的小型博物馆。这里的一切装饰，都紧紧围绕着宝玑一贯的设计风格：简洁、精致、典雅、大气，每一处装饰所传达的，都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宝玑精神。

        在精品店中，宝蓝色的雕刻玻璃装饰会让人想起“约瑟芬皇后怀表”上的机刻纽索状珐琅装饰纹，以及宝玑最富特色的“蓝钢宝玑针”；那些修长纤细的金色支架，以不同角度变幻莫测的几何形状分隔着产品展示区与销售区，又让人们联想到宝玑最经典的特色之一：装饰着三维机刻纽索纹的“宝玑表盘”。在精品店的休息区，你还会看到一盏特制的水晶大吊灯，这是为斯沃琪艺术中心度身定制的艺术精品。

        精品店的每一处橱窗与柜台都反射着洁净淡雅的光芒，而那些历经无数制表大师悉心打造的宝玑精品，正绚丽而夺目地陈列其中。每一位来访者，都可以安静地驻足于橱窗前，细细欣赏经28道工序制作的“蓝钢宝玑针”，通过透明表盘观测复杂机芯，并感受陀飞轮的每一次曼妙旋转。

       “宝玑是欧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它的座右铭是文化、文化、文化！我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品牌。”宝玑CEO海耶克先生的话，哪怕从字面上去揣摩，也有振聋发聩之感。按他的解读，宝玑是技术和艺术的绝妙联姻，“拥有宝玑，就同时拥有了贝多芬和爱因斯坦，先进的技术、创意和艺术——这就是宝玑留下的财富。”

        从1775年开设于巴黎的制表作坊开始，这个古老的品牌已跨越了两个世纪，拥有许多钟表品牌艳羡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内涵。在这漫长的历史征途上，宝玑也曾遭遇过低迷与困境。今天的宝玑，是由钟表界传奇人物海耶克（Nicolas G. Hayek）用智慧重新赋予出生机与活力。

        海耶克先生大力推进生产最能体现宝玑制表技艺——陀飞轮，使宝玑的陀飞轮成为豪华腕表中的翘楚，令宝玑的辉煌岁月和贵族血统再度复兴。

        今天，继巴黎、纽约、伦敦、莫斯科、叶卡捷琳堡、戛纳、维也纳、贝弗利山庄、日内瓦、迪拜、首尔、新加坡、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和阿布扎比之后，宝玑钟表又自豪地傲立于闻名于世的上海和平饭店之中，接待它在中国最尊贵的客人。在这幢中国文化里程碑式的地标建筑里，宝玑将延续其卓尔不凡的神话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