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之初老师办厂

　　1979年，赵建国的身份还是北京四十中的一名教师，谁也不会将这样一个普通的小伙子与今后的家居大佬联系起来，因为他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家里条件也甚为窘迫。

　　但是，1978年底一个重大事件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那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议精神传来之后，赵建国的心立刻澎湃起来。“我就想，国家要变革了，个人是不是也应该做些什么？当时我们学校最好的老师一个月才挣56块钱，学生上课条件非常艰苦，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办厂为学校解决一部分经费，改善条件。”

　　于是，赵建国把想法告诉了校领导，由于方案成熟、优势明显，1979年夏天，由他负责的校办厂成立，经营项目为生产、销售沙发。“我们绝对是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最快的，当绝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们已经干起来了。”提到这里，赵建国仍非常自豪。

　　7个工人、36平米厂房、5000元资金，就是这个校办厂的全部家当了。可这不算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号称做沙发却没有人知道沙发的生产工艺。这难不倒赵建国，他发动大家到制作汽车靠垫的门市部偷艺，同时又买来旧沙发“解剖”，然后利用废旧课桌椅模仿和实践……经过几个月的摸索，第一套沙发居然被这群门外汉给做出来了。

　　但那时，计划经济体制依旧根深蒂固，一个小小的校办厂要啥没啥，老赵靠着四处硬磕，终于要了点计划外的边角料。可是，第一个沙发做成了，竟然没人敢买，因为是“计划外”的。“那时候，真是难啊！工人捧着铁饭碗根本不干活！销售渠道也不通。”赵建国叹了口气，“可是，再难也得上”。

　　他四处寻找销路，想尽了办法，最后地安门的一家委托商行被“磨”得不行，勉强同意按“旧货”代销他们的沙发。谁知，沙发竟然随摆随卖。于是，这个校办小厂有了活路，开始批量生产。

　　之后，赵建国推行了一系列在当时非常超前的管理方法，如设置任务量、计件付酬、超额奖励以及来料加工等，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厂的效率和产量。第一年，校办厂获得纯利2万多，第二年获利5万多，第三年达到了8万多。

　　工厂效益好了，工人收入高了，老师的福利上去了，学校里的非议声反而更多了。老师们接受不了工人挣钱比自己多，认为厂子有经济问题，甚至作为福利按成本价卖给老师们的一批衣柜也被指责为“贱卖国家资产”。赵建国的工作信心严重受挫，他主动要求“查账”后，选择了“干干净净”地离开。学校也履行了承诺，如果“没事，就给我开欢送会。”

　　建立工厂开拓渠道

　　离开学校的时候，赵建国孑然一身，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笔财富。“那时工人每个月能挣到七八十块，我却是固定工资49块5毛，一分钱也没多挣。不过，经营校办厂让我跑出了路子，收获了经验，这也是我创业的基础。”

　　在一片推平的垃圾场上，使用土坯、竹竿和捡来的旧油毡等，赵建国几乎零成本地建起了厂房。1984年，建国木器厂正式成立，同时一张遍布全国的网络也正在搭建。这张网将原料供应商、木工班、图纸设计队等资源整合在一起，由他们提供半成品，而赵建国负责组装成成品后在自己掌握的渠道中销售。

　　于是，赵建国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生产商又是渠道商，并且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战绩显赫。赵建国曾经引领了京城铁艺床、弯曲木以及皮沙发三次流行风潮，这为他掘到了数桶金。赵建国戏称自己是圈里最早的大倒爷，是他最早把广东的家具运到北京，再批发销售。而恰恰是这个时候，国内出现了两次抢购风。就在这两年，老赵依靠渠道资源，轻松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世纪拆迁神奇崛起

　　之后，老赵在商场上越玩越轻松。转眼到了1992年，赵建国创建了集美家具城，专门销售家具。敏锐的市场捕捉力让他屡战屡胜，代理唐山生产的一种欧式床头掀起了北京“床头革命”，力捧穗宝床垫则使其成为国内著名品牌。短短几年，集美已经成为了北京最大的家具经销商。

　　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1999年-2000年，集美投入巨资对卖场进行翻修、扩建。然而部分卖场开业还不到半年，2000年11月13日，一纸拆迁令放在了赵建国的面前，因为奥运场馆建设征地，位于五棵松路边的集美家具城需要限期拆除。

　　别看事后赵建国谈到此事的时候，表情十分平静，但当时“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集美常务副总刘志萍告诉记者，“那时他大病了好多天”。赵建国表示，“我们是占地最大的商户，很多人都劝我带头不拆，去跟政府谈判。但是咱不能这么干，奥委会考察团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不能影响北京的形象。”拆迁为集美带来的最直接的损失就是4000多万元，还有刚刚竣工的消防设施、刚增容的大型变压器和空调系统等。“一百多个厂商的哭诉却让我有点为难。”但思前想后，赵建国决定不向国家要一分钱，自行承担全部损失。拆迁工作最终顺利完成，这是赵建国至今感到最光荣的一件事。

　　这件事说起来轻松，但实际迁拆后，另觅新址的集美除了这两字的招牌已经一无所有了。不过，另觅新址为集美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长期合作中与集美建立了信任的商户大部分搬迁到了定慧桥新址，为了回报商户的信任，赵建国特别“偏心”，在拆迁中受损失最重的建材、灯具这两块，至今享受着远低于其他商户的租金。2001年3月28日，在停业不到两个月后，定慧桥集美便落成并重新开张，销售5月份进入旺季，7月份便迎来了销售历史最高峰。

　　拿下“死地”打造航母

　　定慧桥店火了，赵建国并没有满足，他又开始筹划新的项目。2003年底首钢搬迁，政府希望民营企业能够帮助解决一部分人员就业和旧址翻新，集美与首钢带钢厂项目开始了接触。

　　在很多人的眼中，位于南四环的这个厂址是一块“死地”，这块地南边是一条深沟路，北面没有公路，东边被铁道围住，只有西面有一条几米宽的小马路。没人相信这个地方能够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是赵建国偏偏有勇气啃这块硬骨头，而且就把它干成了。“当时这个地方就是很破的一片厂房，而且要价很高，我们经过测算，一跺脚接受了所有的条件。”

　　2005年，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集美就完成了一期工程8万多平方米的改建；2006年10月，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又建成面积7万平方米的集美大红门二期工程；到去年9月，15万平方米的集美国际建材流通中心问世，整个大红门集美总体量达到了30万平米，成为北京规模最大的航母级家居卖场。为了弥补地理位置上的不便利，赵建国还极有魄力地购置了400多辆班车免费接送来自京城八方的顾客。对此赵建国解释道，“别人都觉得这块地成本高，觉得我赔钱，但他们也不想想，四处都能看到集美班车，这是多大的广告效应啊！”

　　在竞争激烈、浮沉不断的京城家居圈，“集美从最早1995年的3600平米卖场，发展到今天的总体量40多万平米，用了13年的时间，我们扩张了100多倍。”作为掌门人，集美令人惊讶的发展速度和稳定的业绩让赵建国足以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