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仅有4万余人的山区小镇，全年工业生产总值竟高达45亿元。
　　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乡僻壤，靠一个个家庭作坊式企业打拼，竟创造出“为全世界每人造一支笔”的奇迹。
　　出杭州城往西南，走完60公里的杭(杭州)千(千岛湖)高速公路，就到了宋朝诗人笔下的“潇洒桐庐”；出桐庐县城再西往30公里，就到了“中国制笔第一乡”分水镇。
　　看着眼前的繁华，你很难想到，在8年前，这里与国内很多山区边陲小镇几无区别：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土地贫瘠，没有矿产资源……然而，依靠家庭小作坊、拖拉机和人力车，分水人不仅实现了脱贫致富，还创造出了一种后来被理论界称为“块状经济”的发展模式。杭州市政府因此叫响了一个口号：“县市学萧山，乡镇学分水。”

小商品大产业

一年可为每个地球人造一支笔

　　3月4日，汽车刚入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境内，一块硕大的灯箱广告映入眼帘：“欢迎来到中国制笔第一镇。”公路两侧，挂着各种招牌的制笔厂不断扑面而来。很多普通小楼，远看是住宅，近看才发现房前还挂着一块招牌：某某制笔厂。
　　陪同采访的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小程，给我们揭开了“制笔之乡”的传奇：1977年，杭州圆珠笔厂一对职工夫妇到分水镇探望当知青的孩子时，偶然发现当地用做柴火烧的小毛竹竿很适合做圆珠笔杆。在他们的提议下，儒桥村办起了第一家制笔厂。
　　如今，分水制笔已从最初一家一户的零星小作坊，逐步发展为遍地开花的“块状经济”。截至2007年底，制笔企业达到6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制笔机6000多台，产销各类塑料笔达到65亿支，实现销售产值28亿元。
　　分水很多制笔厂报价0.50元的圆珠笔，每支毛利仅几分钱。据说，早些年很多外地官员到分水镇考察，当他们听说每支笔不过是分厘效益时，都不禁心凉半截。但分水人的看法是：不要瞧不起几分钱的利润，只要咬住小产品做大、盯住大产业做细，就会形成局部优势，成为富民、富村的法宝。
　　分水制笔有一条令人叹为观止的细分产业链。张家专门生产弹簧，李家专攻生产笔尖，王家专门生产模具……就是这样一条微利产业链条，聚集成了一个年产值20多亿元的大产业。各种档次的圆珠笔、水笔、中性笔，三大类共2000多个品种，还催生了上百家原料供应商、制模企业和贸易公司。
　　一年产销65亿支笔意味着什么？分水镇镇长助理李辉毅说，它宣告分水实现了三年前“为全世界每人造一支笔”的宏愿，现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圆珠笔中，每10支就有4支是“分水造”。

全民创业

推开小院门都是制笔厂

　　已近知天命之年的张加任斜倚在门口，挥手指点车间里忙活的模具工人。初春的阳光洒在脸上，他眼晴微眯着。
　　张加任是个瘸子。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张加任还要在别人的怜悯或轻蔑的目光中生活，今天他完全可以抬起头来了。他有一家固定资产近百万的制笔厂，还有了妻儿。
　　分水制笔经济的崛起，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张加任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李辉毅介绍，分水镇制笔企业有600多家企业，没有一家是政府投资的，全部都是当地农民自主创业。工厂规模有大有小，大的年产值数千万元，小的几万元。
　　陪同我们采访的小程，来自安徽省巢湖市，他对桐庐人的创业精神叹服不已：“这里的人个个都想当老板，兜里只要有几千块钱，就想着如何让钱生钱，就琢磨着如何创业。退一步来说，买股票买基金也行，总之不会轻易存银行。”
　　精益制笔公司总经理吴永成，从原杭州大学毕业后，到一家银行上班，一年后跳槽到江苏一家外企，又一年后辞职，用几万块钱办起了分水镇第一家广告公司。
　　分水镇街头，家庭作坊式的制笔厂仍有两三百家。每到假期，会有很多孩子坐在家门口组装圆珠笔——这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年过花甲的老人一天也能挣二三十块钱，就连街上开店的妇女没生意时，也以组装笔做“第二职业”。
　　在分水镇街头，我们努力寻找，就是没有找到****馆。镇上最大制笔企业——新富制笔公司的老板娘说，白天老公在外面谈客户，她则在厂里抓生产，晚上老公继续在厂里盯着，“竞争越来越激烈，没有订单厂里就要关门，哪有时间打牌呀？”
　　历史学硕士毕业的李辉毅说，分水人“全民创业”是有传统的。改革开放前，这里的纺织业就远近闻名，家家户户都有几台织布机。
　　“我们湖北汉川市分水镇，老百姓致富愿望也很强烈，为什么没有像你们这样全民创业？”面对我们的疑问，李辉毅的回答充满思辨性：福祸相倚，一个有资源、交通、信息等优势的地区，可能并不利于创业氛围的形成。而浙江分水几乎没有任何优势，被“逼着”想办法。

小富“不安”

政府带小企业主外出“受刺激”

　　1990年代中期的目标：1998年全国人均一支分水笔；1999年年初的新目标：2001 年全国人均两支分水笔；2002年初目标又改为：今后3 年全世界人均一支分水笔……分水镇党委、政府的规划，不断“水涨船高”。
　　经过多年打拼，分水“中国制笔之乡”名声鹊起。农民人均收入从几百元增加到去年底的8061元；同期财政收入从几百万元增加到7300万元。
　　制笔厂老板的腰包鼓起来了，部分人开始盖楼房、购轿车，甚至每个季度都外出旅游度假。
　　“这可不是个好苗头！”分山镇党委、政府意识到镇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不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观念，分水镇的再发展就无从谈起。分水开始有意识地组织企业主到温州、义乌等地考察，他们反复向私营业主说明一个道理：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可以红火一时，但终究难以抵御市场大风大浪。要发展，企业从规模、管理到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都必须升级换代。
　　近几年，分水镇政府累计增加工业投入1.8 亿元，在镇区南北两端兴建了制笔工业园区，鼓励引导家庭小作坊入园。企业资金不够，厂房用地费用可以先欠着。
　　在政策号召下，原打算“小弄弄”的川川、远成、光华等制笔厂，现在都告别了作坊式生产，开始二次创业。
　　笔芯、油墨和笔珠，是小企业制笔时面临的“三座大山”。为了从整体上提高分水圆珠笔的品质，镇政府与浙江大学合作，在镇上成立“杭州笔业检测中心”，后又升级为“省级”，去年又被升格为“国家级”。
　　今年初，镇政府出面撮合6家规模较大的制笔企业注册，成立了全新的创元文具有限公司，着力把它培育成分水制笔业新的龙头企业，以形成对整个制笔业的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
　　“分水地方偏僻，没有大企业，没有高新技术企业，高端技术人才不愿意来……”陪同采访时，李辉毅的忧虑如影随形。

[人物]

吴永成：第二代创业者的缩影

　　如果说浙江分水镇制笔业的起步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几乎全部靠农民手工完成的作坊模式，那么时至今日，分水镇第二代制笔企业则多为高科技、高学历年轻人打拼的天下。
　　今年31岁的吴永成，就是分水镇第二代创业者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土生土长的分水人。
　　1999年，吴永成从杭州大学（后被并入浙江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后，在一家银行上班。因觉得“坐班制”实在没意思，只在银行呆了一个月，他便跑到朋友开的一家广告公司帮忙。
　　三年后，他看到分水镇虽然制笔业很发达，但却没有一家广告公司，于是他从朋友的公司辞职，找家人、朋友处借来5万元钱，在分水镇开起了第一家广告公司，赚得自己的的第一桶金。
　　2006 年，分水镇的广告公司已经发展到四五家的时候，吴永成又敏锐地看到制笔生意的新路子：传统的制笔式都是自购设备自己生产自接订单，如果自己不用厂房和设备，只负责接订单然后找别人的工厂生产呢，那岂不是只用很少的钱就可办制笔厂吗？
　　敢拼敢闯的吴永成又成了分水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6年初，他关掉广告公司，与朋友一起融资120万元，成立一家制笔公司，自己设计研发新型产品和模具，并在外接订单，然后找同镇的制笔厂生产。
　　也就是在2006年，吴永成接到一笔大单。当时，一位日本老板开出800万支的天价订单在分水镇寻求合作者，但众所周知日本企业的要求相当严格，这份“天价单”在分水镇“飘”了半年硬是没人敢接，但吴永成有自己的智慧和胆识，毅然接下订单。“日本老板要求两个月内完工，我和朋友一起硬是在厂房呆了两个月，连续吃了两个月的包子。”吴永成说，就那一笔生意，他赚回100万元。
　　不过，钱虽然赚回来了，但吴永成心里还是有些不爽。“到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比我们更会做生意。”吴永成卖给日本的荧光笔每支才赚两毛钱，而日本商人卖给日本当地企业每支笔却赚了6块多钱。
　　去年，吴永成的制笔厂按照企业的规划，与另五家大规模的制笔厂一起合并成立全新的创元文具有限公司，加大科研和投入力度，主攻中高档“功能笔”，要将分水笔的质量和平均利润提升一个台阶。

可收的税不收，可罚的款不罚，可沾的便利不沾

无为而治不同寻常的发展观

　　做大制笔经济，分水镇党政领班子殚思竭虑，但采访中我们发现，这个小镇在很多时候，推行的是一种“无为而治”：可收的税不收，可罚的款不罚，可沾的便利不沾。而他们的一些“通融”政策，在内地人看来常常是“不可思议”。

见怪不怪

小企业戴“大帽子”

　　今年初，作为武汉城市圈融合的重要步骤，鄂州市葛店开发区一家企业获准在企业名称前冠以“武汉”头衔，一度成为标志性事件。
　　3月4日，我们在桐庐县分水镇采访时发现，这里的很多制笔厂规模不大，但“戴大帽子”的不少。如“杭州新富文具有限公司”、“浙江创元制笔有限公司”、“杭州世地普书写工具制造公司”等。甚至一些家庭小作坊，也挂着一个大得没有地域限制的招牌。
　　分水制笔企业为什么喜欢戴大帽子？新富文具公司老板的解释颇有代表性：“别看我们企业不大，但8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起一个小里小气的名字，生意怎么弄？”
　　桐庐县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企业挂的虽然是省、市招牌，但税收都在当地，省里市里不管，县里和镇里当然就不会干涉。

视而不见

一年漏征税八千万元

　　5万余常住人口，近千家企业，分水“全民创业”的冲动源于何处？采访中，我们多次向当地的私营业主探求答案：“办一个家庭制笔厂，要多少资本？每年要交多少税费？”
　　回答惊人的一致：除了登记时的工商登记费、税收和卫生费，我们不交一分钱。镇政府一位干部补充说：很多家庭就一两台制笔机，登记都免了，基本上是零税费创业。
　　2007年，分水镇制笔业实现销售产值28亿元，按4%左右的比例计算，税收当在1.1亿元左右，而实际只收了3000万元，另外8000万元“雪藏”在一个个家庭小作坊里。
　　对此，分水镇主要领导讲得很坦率：企业有些事是管不了，管不好，也无法管的，这里的企业几百家，装配户几千个，它们交易频繁，许多都不要****，你要查它的账如何查起？非查不可，就一定会弄得鸡飞狗跳。如果经济垮下去了，3000万不也泡汤了么？
　　历史学硕士出身的镇长助理李辉毅的看法是：制笔业对当地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贡献，远远大于对政府税收的贡献。
　　那么是不是没办法了呢？分水镇改变管理思路，早些年，由供电部门查电表，根据用电量来定每户的税费额。这个土办法，竟然为大家一致接受。如今，一些登记在册的规模企业也开始按章纳税，但那些起步阶段的小作坊，仍然是“零税费”。
　　不仅如此，和浙江许多县市一样，分水实施了“容小工程”，即新办小企业暂不必登记。又实行“借地工程”，适应千家办工厂、万人当老板的需求，在企业萌芽阶段，不必办繁杂的征地手续，而用临时养殖用地等政策，允许一户利用一二百平方米的宅前后面积，安装机器，尽快生产。

刹玩风禁扰民

公务员不许“小搞搞”

　　走进桐庐县委、县政府机关，只见每个办公室门前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记载着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分水镇党委、政府办公室的门前，不仅公示有书记镇长的电话，还记录着其当日行踪：上班、开会、下村或请假。
　　2003年，湖北省曾派出30余名县级干部到浙江挂职。一位在浙江挂职的某市区委书记曾向媒体公布了一位浙江老板对湖北的批评。这位老板有在鄂投资经历，他说，湖北一些干部玩风太盛，到处都是麻将扑克，连吃饭前都要支起桌子玩几把。我们这些办企业的人，脸上赔笑，心里在烦，哪里陪得起他们？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玩字上，就扰民成风，社会哪能有良好的创业风气？
　　而在桐庐市，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四条禁令”，即公务员“禁止公车私驾；禁止小搞搞（浙江方言“赌博”的意思）；禁止午餐饮酒；禁止上班炒股票”。禁止“小搞搞”，从制度上堵死了官员扰民之门。
　　“小老百姓，创业多艰，诚惶诚恐，干部稍一扰民，就会把百姓创业的激情打下去，必须坚决制止。”李辉毅说。

【记者手记】

“分水现象”昭示了什么

　　一支小小圆珠笔，圆了千家万户致富梦，进而演变成一个大产业，创造出一种经济模式，浙江“分水制笔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对于东部沿海一些穷乡僻壤乡镇的迅猛发展，很多人觉得是个不能破译的“现象”：有人归功于中央优惠政策，有人说是沪杭等大城市经济辐射使然，还有人说是……众说纷纭中，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穷山恶水，这些都是分水人面对的惨淡现实。有人把分水千家万户的小作坊比作“群狼战术”，也有人把那些数量多、规模小、单个不起眼的制笔厂比作“蚂蚁雄兵”。不管倾向于哪一种说法，分水人身上的几种精神不可否认，这就是敢于争先，团结协作，崇尚成功，宽容失败。
　　分水没有特殊的地下资源，制笔也不是老祖宗经济，但是他们敢为世人所未为，敢试、敢拼、敢闯。“第一代制笔厂的老板”们，穿着蓑衣，开着拖拉机，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余杭地区购买原料，又将一批批产品拖到义乌市场，蹬着三轮车给一家家小商店送货，正是不等、不靠、不要，正是他们艰苦奋斗掘取的“第一桶金”，成就了分水制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在分水采访，我们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一家年产值6000余万元的大老板，对身边上百家小作坊企业不烦不躁：“谁都不可能一口喝干一碗水，如果不是这么多中小企业形成气候，谁会跑到这里做生意？”
　　一家新成立的制笔厂，没有一台机器，当他接到一份800万支笔的日本订单后，另一家企业无偿提供会议室，供他接待客商签约，数十家小作坊没日没夜地生产，以保证他交货时间不违约。
　　为了拿到订单，他们抱团协作，共赴广交会、西博会、上海交易会寻找商机，又携手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
　　查阅分水镇工商所的档案资料，我们发现，第一代制笔厂除了少数企业做大做强外，大部分都荡然无存。但是，更多的分水人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办厂。而第一个为制笔经济指路的人，第一个买机器办厂的人，第一个在工商登记注册的人，都永远烙在了他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