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嘉诚说自己没钱，那可能是他在做一个上百亿的并购项目时，现金流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一个农民说自己没钱，那可能是他儿子不幸考上了一所中国的大学；如果我叔叔说没钱，那可能是他昨晚在麻将桌上发挥得太差；如果我说没钱，那一定是——我买房子了。

    《辞海》上对“穷”的解释是“缺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我而言，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法得到合理的配置”。我这么说你可以难以理解，不过当你也要把一个月工资的80％用来偿还买房所欠私人及银行债务时，你就基本能认同这个解释了。

    如果说买房之前我还能明确自己是一个流浪汉的话，买房之后我的阶层感开始变得模糊。当大家开始用“有产者”这样的称呼来调侃我时，我发现自己的现实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无产阶级。其重要特征就是，当白菜的价格由三毛五涨到五毛时，我会变得很忧郁。

    俗话说人穷志短，对白菜价格的敏感，说明我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逆转。在新天地喝酒时那种略显可笑的优越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由于对物质世界现行规则的强烈不适带来的不安感。

    没有天生的负债者，我也是经过银行的一再提醒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清白。当某一天我接到一个自称是农行的人打来的电话，礼貌地询问我这个月是不是忘了去银行交房贷时，我在刹那间明白了杨白劳当时的心路历程。

    从此我对这个一向鄙视的银行肃然起敬，因为按正常的轨迹，我将在今后15年内保持与之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他们将这一期间保留给我打类似电话的权利。

    我充分理解这家已经对呆坏账进行过两次剥离的银行的一片苦心，在损失数以万亿计的贷款之后，他们和别的银行一样，把个人住房贷款定性为优质贷款。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我当然不能辜负这种信任，这个责任必须担负起来。

    当我第一次听到装修工人叫我“房东”时，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所谓房东其实就是为这栋房子做东的意思。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为房子做东，那你在其它方面做东的能力就会相对下降。我自认并非吝啬之人，想当初，饭馆、酒吧、商场……无不留下了我为扩大内需而不断奔波的身影，实际上，我当时的金钱观也与政府的号召不谋而合。

    但遗憾的是，买房之后，经过对薪水和须还债务进行的简单加减法，我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

    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但培养一个小市民——只要没钱。我好不容易在星巴克的落地玻璃窗内找到一点优雅的感觉，就迅速的被打回了原型。有点像一枕黄粱的城市版。

    “靠，鸡蛋涨了一毛钱，还让不让人活了！”

    “华联萝卜正在打特价，赶紧去买啊！”

    至于下馆子这种奢侈铺张的行为，一个像如今的我这么有生活气息的人，当然是会尽量避免的了。如果到了非下不可的地步，则需要在买单时学会顾左右而言他的本领，直到朋友沉不住气掏出钱包为止。

    那种感觉当然是相当猥琐的，但紧缩银根也是相当必须的。生存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答案不言自明。

    但作为一个和知识阶层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小市民，我偶尔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仔细反思自己的遭遇。事实上，我分明拿着远远高于这个城市平均水平的工资，难道就因为一套只拥有70年产权的房子，就让我沦落如此吗？这个代价是我必须承受的吗？

    我很想找到一套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告诉我是什么在决定我们的生活成本，生活成本在多大的情况下算是合理，我现在略显悲惨的命运到底是我个人对于理财的无知、或者个人能力的局限造成的，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者简单的说，我是不是承受了我不该承受的东西？

    我没有找到这样一套理论，杨白劳当年可能也没有找到这样一套理论，但喜儿找到了，后来她做了一些令债权人黄世仁很不开心的事情。

    但对喜儿这种革命前辈我只有景仰的份，何况问题的答案未必就是那么善恶分明，所以我只能选择继续这样的生活。

    经常有人这样勉励我：点背不能怪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对于房子价格的追问，可能知道了真相比不知道会更难受，因为你无力改变什么。房主一思考，地产商就发笑吧。

    现在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相对当年我刚到上海时身上只有600余元，只不过是现在两天的工作酬劳而已，抚今追昔，我也算是为GDP增长做了些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