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降至3.65万亿美元，连续3个月下降，且二季度较一季度减少约400亿美元，连续4个季度减少，为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下降周期。
早在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创新外储运用，拓展外储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
去年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提外储多元化运用，今年7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要扩大外储委托贷款的规模和覆盖范围。
伴随高层的一系列表态，外储的身影频现——丝路基金的400亿美元中，首期100亿美元有65%来自外储；金砖银行(新开发银行)1000亿美元应急储备基金中，中国出资额为五国之首；而首批注册资本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外储亦是其坚实后盾。
8月又有新进展，一是央行将以外储委托贷款债转股来注资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规模均在400亿美元之上；二是新成立的中投海外公司，将获财政部注资1000亿美元，外储无疑又会当一次“大东家”。
一位国家外管局原副局长评价道，助力企业“出海”，或是有史以来我国外储的最大一次变革。
长期以来，外储用在何处以及如何使用，一直成为各方关注和争议的焦点。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今年是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最为复杂的一年，中国经济又面临“三期叠加”，外储能否用好，事关重大。
“不能过分依赖创新运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直言，“外储是公共资源，应该拥有相匹配的管理制度，一分都不能浪费”。
多元化投资
中国外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贸易顺差；二是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三是境内企业在境外机构的融资所得。而近年来外储规模增加的最重要原因，是市场上人民币供求失衡，央行为对冲人民币升值预期所购买的外汇所致，而这一部分资金则直接对应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
截至7月末，我国外储规模约3.65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其规模与20年前相比扩大近80倍。因而，加大投资多元化，成为化解“堰塞湖”的关键。
目前来看，我国外储的投资渠道、工具和方式，已具备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图谱。
首先，从投资工具来看，最基础的分类便是股债配置。
前述外管局原副局长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际上有股债配置“四六分”的说法，但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外储投资要满足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性三大原则，通常更偏重债券投资。
“股债配置的抵补效应，能够抵御经济周期风险，使投资收益在金融危机中也能保持稳定。”外管局首席经济师黄国波介绍，股债二者又分诸多品类和币种，以备贸易、服务、外债和直接投资等项下的支付需要。“不同货币的汇率变动是个零和博弈，货币分散有助于整体的币值稳定”。
据悉，我国外储中美元资产占比约70%，欧元和英镑共约20%，日元约10%。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国内外形势空前复杂，传统的股债配置已无法满足避险需求，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多国实行了量化宽松的政策，使得股债同跌同涨的情况时有发生。因而，近年来外管局等机构对股权、房产、基础设施等投资愈加重视。
其次，从投资标的来说，主要包含公开市场股票投资(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为主)、固定收益类投资(国债、公司债、机构债为主)、绝对收益投资(对冲基金策略、风险均配策略为主)、长期资产投资(泛行业直接投资、泛行业私募基金、大宗商品、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以及现金产品投资(隔夜存款、短久期美国国债).
这五大类标的，不同投资主体各有侧重。
例如，中投公司在2014年间，公开市场股票投资占比就高达44.1%，长期资产投资26.2%，固定收益类投资仅14.6%。而外管局和旗下公司就相对偏重固定收益类投资或长期资产投资。
第三，从投资策略来看，各种工具、产品组合可谓千差万别。
今年4月丝路基金签订的首单，采取了“股权+债权”的方式。其中，股权方面与三峡集团达成合作，债权方面则是与国开行、进出口银行以及世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组成银团贷款。并且，此单还创新性地采用了BOT(特许经营权)模式。
“我们还在研究外储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结合。”一位外管局储备管理司人士说，可能在高铁项目上试水，集合国内的设备商、运营商、工程商和资金方一起“走出去”，“毕竟，外储更应该是种子资金，不能大包大揽”。
新加坡淡马锡的相关做法更为“激进”——为助力新加坡的航空企业国际化，淡马锡以股债结合来支持企业用外储购买飞机，并推动其在境外上市，最终双双获益。
“我国的这一渠道还未打通，态度激进一些的他国央行，定位更像是投行。”一位国际投行人士称。
中投系和外管局系
始终神秘的外储投资主体，也拥有一个较为成熟的体系，大致可分为“中投系”和“外管局系”，分别管理着千亿美元和万亿美元级别的外储。
中投公司方面，其业务承担者包括中央汇金、中投国际和中投海外，后两者着重于外储运用。
其中，2011年成立的中投国际承接了公司当时所有的境外投资和管理业务，主要开展公开市场股票、债券投资，对冲基金和房地产投资，泛行业私募基金委托投资、跟投和少数股权财务投资。今年1月成立的中投海外，则是以直接投资和多双边基金管理为主。
而2010年成立的中投国际(香港)，负责全球投资级公司债和香港股票。之后，中投还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成立了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和中墨基金。
“和现有业务相比，直接投资的理念、方法、风控、绩效和人才都差异巨大。”中投公司董事总经理、新闻发言人刘芳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把两块分开来，更利于公司发展。
至于“外管局系”，则主要是由外管局储备管理司及其旗下纷繁复杂的“子孙机构”构成。
外管局2014年年报中，出现了几个名词——华安公司、华新公司、华欧公司、华美公司。
记者得知，华安公司1997年成立于香港，注册资本20亿美元，属于外管局全资子公司，可投资证券、外汇等金融产品，代理外管局管理外储及经外管局授权批准的其他所有相关货币财务事宜。同时，可在全球范围内管理投资基金，或其他经央行授权批准的业务。
“华安极为低调，2009年曾跻身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前三甲，当时资产规模就达3000多亿美元，远超中投。”外管局相关人士透露，华安曾持有超过50家英国上市公司的股票。
值得一提的是，华安目前的资产规模或超6000亿美元，2014年离任外管局首席投资官的朱长虹，就曾任职华安公司首席投资官。
一位央行国际司驻伦敦办事处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华美公司或是外管局2013年在纽约新设的办事处演变而来，负责投资私募股权、房地产等，对外储的使用采取召集制，即一事一报、一报一批。
至于华欧公司，旗下已拥有几家“孙公司”，其中一家名为曼陀罗的公司侧重于基建投资，近年来在水务、环保等领域出手频繁。
另据前述国际投行人士透露，外管局还拥有一系列“某某树”公司，比如2009年注册于英国、在当地房地产领域颇有建树的银杏树公司，以及最近传闻中为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注资的中转平台——梧桐树公司等，都是外管局旗下各司其职的“孙公司”。
前述伦敦办事处人士说，银杏树应该是隶属于外管局设立于新加坡的华新公司，而去年11月新成立的梧桐树，其法人代表为央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执行董事何建雄，且梧桐树是丝路基金的股东之一。“一个司局级领导赴任，该公司应该不是‘孙辈’的”。
“‘华字辈’的公司最多每家30人左右，有的只10人出头，各自管理约几千亿美元的外储，分布于香港、美国、新加坡和欧洲。”前述外管局相关人士说，4家共管理1万多亿美元，高于委托贷款办公室管理的4000亿美元水平。
“国家队”阵型
尽管受访者对外储“出海”的看法不一，但综合起来主要有三个关注点：
一是“国家队”新老交叠、业务重复，阵型有点复杂；二是当下外储的各种注资，为何不先捋清楚之前数十年的“旧债”？又如何避免新债再生？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将给外储带来更长周期、更大需求等，投资难度骤增。
首个问题中，“国家队”即指“中投系”、“外管局系”和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既有机构，以及去年以来成立的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一系列单边或多边机构。
事实上，“外管局系”中，除去“华字辈”和“某某树”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公司，比如与央企国新控股共同拥有的一个子公司。外管局占据多数股份，通过派驻高管、年度考核等方式行使股东职能。
“这是‘混血儿’，外管局和国资委均负有管理责任，监事会主席通常会由其中一个部门的司局级官员担任。”前述外管局前副局长说，这样的“混血儿”还不少，基本源于部委之间的资源整合。
新近成立的丝路基金也是典型的“混血儿”，包括了外管局、中投公司、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多家股东，董事团队更是囊括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商务部、中投等“豪华”阵容。
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公司的治理结构基本搭建完成，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团队已经开始运行，有关的专业委员会也开始发挥作用。
新问题又来了。无论“中投系”、“外管局系”、“混血儿系”，还是国开行、进出口银行以及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机构，同样是由外储来担大责，同样是助力企业“走出去”，同样依仗公开市场操作或直接投资，同样偏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同样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甚至是同步向实体资产投资转型，如何避免机构重复、资源分散与重复建设？
一位“混血儿系”的机构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坦言，该机构成立之初也被寄予厚望，管理着数百亿美元的外储，且年收益最高时达9%左右，而结果辛勤耕耘数年后，却发现自己被遗忘了。
“既然外储是公共资产，就应该有程序、有统筹、有问责机制。”张斌认为，否则容易陷入部门博弈。
加大市场化导向
外储“出海”的第二个困惑，是如何算清“政治账”和“经济账”。
“外管局将成立专门公司来持有国开行股权，央行将成其第一大股东。”前述外管局原副局长说，“操作上有别扭的地方”。
“债转股还是第一次。”该副局长认为，外储历来不能直接对接企业和项目，其中转平台及注资手段的合理性，应该披露。
此外，还应该在新债发生之前，讲清楚“旧债”的具体情况。
一位政策性银行高管解释说，政策性项目中有因规划欠缺、战乱频繁等因素十多年收不回本息的情况。“一带一路”战略下，这些机构将面临更长的回报周期、更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和更复杂的地缘政治，投资难度更大。
“应该以市场导向为原则。”中国金融4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不能全是国家掏钱、企业出力，挣了算企业的，亏了算国家的。
在管涛看来，以民间资本输出为主，则贸易顺差就不会导致外储增加，外储规模将逐步平稳。最可行的办法，是以少量外储为种子资金来吸引民资“出海”，四两拨千斤。
对此，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撰文指出，中国外储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将原先集中由央行持有的格局，转变为由货币当局(官方外汇储备)、其他政府机构(其他官方外汇资产)，以及企业与居民(非官方外汇资产)共同持有的格局。
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曾撰文说，目前外储收益率偏低，对外资产和负债收益率不对称，要改善我国对外资产结构，对外投资就应推进民间化战略。
微整形还是大手术
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肯定会对外储投资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易纲介绍，外储历来主要盯住美国国债等安全性较高的资产，尽管在区域上也实现了一定的多元化，但仍主要投资于美、日等经济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丝路基金等成立后，外管局会在投资区域、标的、策略上有所调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关注。“原则不变，即在任何阶段都尽力保持外储投资结构的最优化，保持资产配置的最优化，并随着国家战略、国际格局的改变来不断调整和改善投资结构，做到与时俱进。”
刘芳玉则进一步表示，在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财务投资者的资产配置中，必然有一部分资产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而基础设施投资恰恰符合这一特点。
并且，基础设施原本就是中投公司稳定收益类资产的重要部分，涵盖了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领域，且中投还直接投资了美国爱依斯电力、英国希思罗机场、泰晤士水务等一系列项目，未来涉及“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资，只增不减。
张斌则认为，外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要完善投资机制。无论是“国家队”排兵布阵，还是部委相关行动，都需要设计出管理体系和机制，以保障具体的投资策略。
“无论如何，外储投资还将继续坚持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性三大原则，继续给财政缴纳利润。”上述外管局原副局长直言，当前的机构设立调整或许仅是局部的，但其规模或只是外储总规模的1/10，甚至1/20。“这是一场微整形，而非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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