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钱颖一:结构调整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深层次改革,需要调整政府与居民、企业、市场的关系。这个任务不完成,结构调整将非常困难。
刘遵义:“十二五”期间,7%的增长目标能够实现。
郑永年:改革的着眼点应该在国企,我反对全盘私有化的方法,可以对国有企业实行“鸟笼经济”。
高逸雅:中国应继续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和主导性作用。
中国有句俗语,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2011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其总体表现如何?亦是社会关切的内容之一。在3月17日“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和结构调整经济峰会”上,主办方专门开辟了一个单元“回望中国‘十二五’开局”,供与会嘉宾思想的火花相互碰撞。
总体表现差强人意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作为该单元的主持人,在会议结束之际向与会嘉宾抛出了一道考题:“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设立的目标,对2011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表现请用ABCF打分。”
五位嘉宾,无论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还是彭博董事长高逸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他们的看法大致相同,给出的分数是“B”。
反而,主持人海闻比较严厉。“如果现在仍然以政府主导大量投资来进行经济建设,而不是依靠市场来引导和主导,很可能经济调整不一定能成功,增长方式不一定能够转变。如果我要把这一年来打分,我打C。按照本科生来讲是刚刚及格,按照研究生来讲是不及格。希望在未来四年里面,政府把”十二五“规划所提出调整目标这份答卷答得更好,四年以后希望能拿到A的分数。”
总体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刘遵义表示,在“十二五”规划期间7.5%的发展目标是很容易实现的,去年增长是9.2%,今年制定的是7.5%的目标,即使增长率从2013年到2015年平均值有6.1%,仍然能够实现“十二五”期间7%的增长目标。现在的通胀水平正在下降,CPI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总体控制在3%以下也是有可能的,但今年实现的困难明显存在。在城市化方面,在“十二五”规划中,将新建3600万套经济适用房,今年要建400万套,这个目标肯定也会提前实现。
高逸雅作为外方嘉宾,他对“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可能表现,提出更多赞誉。他说,中国“十二五”规划处于全球长期经济再平衡的转折点之上。
我觉得‘十二五’规划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对金融市场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我对这一点高度赞赏。中国应该继续在全球经济发挥一个关键和主导作用,中国市场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三大支柱,而且这三大支柱的建立和‘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吴敬琏认为,回望过去的一年,用“十二五”规划两个最重要的内容来作为评价标准:一是“十二五”规定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二是动力,“十二五”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动力是什么?就是改革。按照“十二五”规划的提法,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发生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吴敬琏进一步提出,用这样两个标准来看“十二五”开局之年做得怎样?“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投入太多,成本太高,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体制障碍没有消除。而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推进改革不力,也就是仍然沿用了过去的方式来推进产业升级,这种方式通常把它叫做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改革不能绕道而行
对于改革领域,刘遵义的建议相对具体和微观。他表示,未来十年,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这样的进步,有三个领域是要改革的:一是改革税收体系,比如引入一个全面个人所得税的体系,不管是在利息方面,或者资本所得方面。二是实现资本账户的可兑换。三是改革社会政策,现在中国人口政策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加上人均寿命的增加,使得中国社会逐渐走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现在由于人口寿命的增长,需要提高退休年龄,我们需要改变中国的社保制度;同时需要取消城乡二元结构。
郑永年认为,改革的着眼点应该在国企。他说,中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即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失衡。“我在浙江和广东考察时发现,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抱国企的大腿’,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资本都去国外投资了,这是让人担忧的地方。”
怎么改革国有企业?“我反对全盘私有化的方法,可以对国有企业实行‘鸟笼经济’,把国有企业赶到鸟笼里面去了,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设计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将国有企业集中在具有战略地位的行业。”
钱颖一认为,“十二五”规划的内容非常多,不过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不过中国面临的结构调整的内容和遇到的困难,恐怕和其他的国家很不相同,甚至在有些意义上是正好相反。他说,中国的结构调整内容也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结构的失调表现在投资过高,消费过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但对调整的必要性,从政府到企业到经济学界,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却碰到很大困难,效果不十分明显。中国政府最早提出结构调整是在16年前,“十二五”规划中又再次作为核心内容,但仍然遇到巨大困难和挑战。结构调整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深层次改革,那就是要调整政府与居民,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个任务不完成的话,结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
吴敬琏一如既往地提出,改革需要顶顶层设计。
对此,郑永年补充道,顶层设计不能忽视社会力量。“从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来看,改革者只关起门来做顶层设计,设计得再完美也没用。如果社会力量不能有效动用起来,即使是顶层设计,也是很难实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