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改革是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变好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17日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12”经济峰会上，出席上午第三分会场的国内外嘉宾就“促进增长的宏观经济管理”议题纷纷提出了真知灼见。

　　改革对于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本单元的主持人、诺基亚公司执行副总裁、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在开场白中表示，“宏观经济改革对于全球企业至关重要，对中国本土企业也是同样的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我们就无法有一个充分竞争的有效的商业环境。”他还提示在场嘉宾就上月出版的世行报告——《中国2030报告》所强调的中国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六个方向作为对话的框架。

　　“全球宏观经济的框架充满了不确定性，欧洲经济增长摇摆不定，亚洲的经济也出现减缓的趋势，现在重要问题是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现有的经济发展趋势，宏观经济必须要更多的去关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不当的话，会导致赤字和债务危机，但若是有效的政策，则可以防止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强调，“所以我们要更多关注财政政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表示，在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不仅要保证当前快速增长，还要保证未来有一个好的增长前景。紧缩和刺激政策要得当，要保持良好的效率。良好的经济刺激政策，首先要有更高的乘数效应，政府投入需要很高的乘数效应来实现GDP增长，政府支出效率必须要非常高，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减税。另外，政府支出应该跟长期目标相吻合，这样的长期目标包括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普华永道董事长戴瑞礼说：“普华永道曾就世界和中国经济的环境向全球1200位公司CEO进行调查，非常有趣的是，在160个中国CEO参加这次调研的时候，其中71%的CEO看到不确定性和波动性，认为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是他们成长最大的挑战。这一点和全球CEO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大概是80%全球CEO都是做此评论。此外，他们看到全球的增长和趋势并不平衡，担心一些国家可能要采取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在中国也有这方面的担心，我们做的全球CEO普查发现，55%的中国CEO都担心其他一些国家政府会采取保护性措施，也担心这样的措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因此，戴瑞礼建议，政府要提高宏观政策的明确性和洞察力，来解决大家所讲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必须要摆脱过去一种孤立的心态。要保持金融稳定、改善基础设施、培育一个具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提高相关技能和质量，这些需求是相互关联的。

　　中国应有侧重点

　　对于中国与世界宏观经济改革的取向，嘉宾们给出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包括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政策与发达国家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情况，他们的宏观政策的目标是为了恢复增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仅是控制物价和保持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帮助结构调整。”

　　李稻葵指出，发达国家现在有三件事情必须同时进行，一是短期内必须要搞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果能够借钱继续借钱；二是给资本市场一个信心，就是发达国家有一个长期改革的计划，短期要扩张，但是长期必须要改革，而且要削减一些短期来看刚性的福利性开支，使财政情况恢复到可持续的境界；三是短期内货币政策必须保持适当的宽松，美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效果不错。

　　“而中国的事情与他们相比更加复杂，中国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目标应该是结构调整，因为中国很多问题不是短期，短期内增长并没有大的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也不大。”李稻葵说。

　　李稻葵还就中国宏观政策改革方向提出了两点建议：一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方面目光不应该只盯着存款准备金率，最重要的是利率的市场化，中国目前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条件已成熟。二要进行财政方面改革，这不仅要增加资源性的税收，更重要的是资产负债的改革。“中国公共财政跟西方完全不一样，中国各级政府具有大量的资产，同时也有负债，资产负债表如果不算清楚会有问题，包括国有企业。这件事情应该要从最高层次来进行规划，如果不把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算清楚，管理好的话，以后我们的公共财政不可能维系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李稻葵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则指出，人们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积极创新，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效率的部门。

　　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改革领域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件事情。第一，国有企业要私有化。目前国有企业占比太高，地位太重，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他希望在五到十年内，国有企业的比重占到10%左右。第二，就是实施土地私有化。中国实际有大量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并没有变成资本，它只是可以使用，但是不能作为抵押物来提供一些资金让人们去创业。最重要的是农民手里的土地，有权利耕作但不归农民所有，农民没有权利去自由转让它。国家在城市化当中用了大量剥夺所有权的办法来进行城市化，由此也引起很多的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第三，就是金融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停止了。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金融变成市场，而不是一个政府的管理经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