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城镇化建设情况报告时表示，推进城镇化，必须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财政体系和投融资机制，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对许多财政资金捉襟见肘的地区来说，城镇化意味着巨额资金投入，不仅需要资金启动市政、交通等固定资产投资，还要建立起与新型城镇化相配套的养老、医疗等基本服务体系。那么这巨额资金从何而来？目前业界的最大担心在于，会否回到吃“土地财政”的老路上。

　　这并非空穴来风。审计署日前公布的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显示，一些地区不仅债务增长较快，变相融资突出，有的还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和举借新债偿还。审计时发现，有4个省和17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有55%承诺以土地收入偿还，但这些地方2012年需还本付息额已达其可支配土地收入的1.25倍。

　　而且，上半年由于经济形势下滑，企业利润下降，全国有很多地区的财政收入不很乐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房地产市场供销两旺，开发商回笼了大量资金，拿地热情很高，不少地方的土地出让收入却十分可观，不仅成交面积放大，溢价率也持续走高。

　　来自亚豪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5日，北京上半年建设用地面积已达276.18万平方米，已与去年全年基本持平，而住宅土地出让金已超去年全年。

　　由此可见，目前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收入的现状并没有变，始终掣肘着房地产调控和消费潜能的释放。去年以来，一线城市的刚需购房者普遍感到，房价在历史性高位上又有了较大涨幅。而按照价格规律，面粉涨价必然会推高面包价格，如果单靠卖地来筹得城镇化所需资金，必然会使地方政府调控楼市的决心大打折扣，以往积累的房价泡沫始终难以刺破。

　　同时，由于土地供应具有有限性，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隐患很大。眼下地方融资平台已经进入集中还款期，而一些城市之所以加快供地节奏，甚至不惜推出黄金地块，也是因为应对偿债高峰的还款压力。但是土地不可能无限供应，我国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另外，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供地必须在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之间作出平衡，因此土地财政总有终结之时。而随着可出让土地资源的减少，土地价格更加难以下调，地方债务的偿还渠道更加狭窄，带来地价高企但总体出让收入下滑的局面，加大地方债务违约风险，然后对土地财政依赖更重，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缓解集中还款压力，筹集更多资金，一些地方融资平台正依托“影子银行”，想方设法进行变相融资。近日，金融市场上一度出现流动性紧张，一些专家分析认为，这是部分资金在金融体系中“空转”所致，而资金“空转”的渠道之一，就是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各种杠杆进行的曲线融资。事实上，在银行信贷渠道收窄后，许多平台已经转向债券融资和信托融资，去年这两项融资规模均出现井喷。据数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投债发行额1.27万亿元，净增加1.17万亿元。除此之外，融资平台通过信托、委托贷款以及BT(建设-移交)方式变相融资的规模难以统计。这些举动导致一些地区的负债规模继续扩大。

　　那么，在未来城镇化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背景下，怎样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专家建议，这需要同时在开源和节流上下工夫，一方面为地方培育新的财源，逐渐削弱土地财政的占比，比如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另一方面，需要合理安排财政资金使用，减少“三公”等行政支出，对于农田水利、社保、民生投入等刚性支出必须完全保障，在基建和基础产业投资上，纯公益性项目需要一定的财政资金作为铺底，而在盈利性项目中需千方百计引入民间资金，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从而建立起科学、合理、多元化的城镇化成本分担机制。

　　土地财政沉疴不解，始终制约着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长远来看，依靠土地溢价作为地方财政和举债还款来源的模式难以为继，隐藏着巨大风险。地方政府在探索更为合理的投融资体制之时，也需建立更为严格的债务管理制度，强化财政预算和收支管理，以防为地方经济积累更大的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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