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减速终于得到了数据的确认。根据国家统计局 1月20日公布的数字，2014年中国全年GDP增长率为7.4%，为24年来的最低点。同时，自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连续3年低于8%，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全世界都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新经济数据的消息迅速占据了各大国际财经媒体的头条位置，世界关注着对全球增长前景的影响。

　　经济增速“换挡”，反映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内在的带有某种必然性的趋势。历史上的后发国家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都出现过增速放缓现象，因为这是在更高的经济体量之上放缓，要维持追赶时代的增速已经不可能。并非偶然的是，近期关于中国经济总量将要或者已经超过美国的说法越来越多，虽然国家统计局认为相关比较不科学，但中美差距的缩小是无疑的。中国经济健康的适度放缓，为决策者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可以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再纠结于增长率的数字。

　　未来增速会不会反弹，这无法预测，不过日益形成的共识是，经济增速保持在7%-8%左右，这种中高速的增长可能会成为长期趋势。政府的目标不再是要保持固定的指数，而是要进行区间调控。正如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说的，去年中国经济是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的。

　　虽然增速下降了，但中国经济结构有所优化，这表现为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升，而服务业很好地发挥了就业吸纳器的作用，消释了经济减速对普通国民生活的不利影响。数据显示，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超过前年，良好的就业表现为新常态提供了坚强后盾。同时，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产业升级在加速。在产业升级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减弱，因为劳动力结构变化主要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新兴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不过，估计制造业的困难还会维持较长时间，这也会影响中国的出口。但是，也许只有经历艰难的调整才能消除产能过剩的肿块，清理那些效率低下的企业，政府应该让这个过程自然进行，而不应该通过补贴、给予显性或者隐性担保等做法，让国有企业领域里的落后产能苟延残喘。

　　由于适婚年龄人口大潮已经过去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房地产市场也将迎来一段调整适应期。近期各地限购政策的普遍取消并没有挽救楼市的低迷，说明楼市下行已是大势所趋。楼市低迷也会影响相关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意味着，房地产正在从过去几十年里拉动增长的力量，逐渐转变为给增长拖后腿的力量。但这是健康的，因为这有助于消除房地产对经济的过度影响乃至绑架，促进房地产市场转型和土地财政问题的缓解。

　　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念好“稳”字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再走像2008-2009年那样的全面刺激政策的老路，以预调、微调和定向调控为主。新常态下也需要坚守底线思维，就是不发生硬着陆，不发生严重的就业危机，不爆发债务风险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保证地方债、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系统的风险安全可控。

　　面对投资和消费增速放缓，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态势，各界日益形成的共识是，经济增长不能继续走依赖要素投入的老路，而必须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近期李克强一直强调“大众创新和万众创新”，释放民智、民力，而要让普遍创新成为现实，就需要深入改革与微观市场环境的优化，给市场主体松绑，让市场去探索创新。这主要是政府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许可，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创造一个活力充盈的市场。

　　在从直接市场干预中退出的同时，政府应该把更多的努力放在民生方面，强化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责任。廉价劳动力时代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带来的社会问题，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环保问题，都变得日益突出，正是这些问题给增长潜力带来了约束。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自由与平等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消除各种二元结构、身份性的差异和歧视，让所有人都在公平的起点上竞争，这既是促进平等，也是在激发经济活力。虽然劳动年龄人口连续3年下降引起了一些忧虑，但其实这里边也包含着巨大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体系的建设，把劳动力中蕴藏的潜力释放出来，让第二波的人口红利涌现。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大量的流动人口转变为定居在城市里的居民，他们就能够成为消费市场的生力军，拉动经济的转型，并给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实现良性循环。

　　据报道，出席达沃斯论坛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发言时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更关注改革，希望以更低的增长率换更大力度的结构性改革。走出对增长率的痴迷正是政府和国民心态变得更加健康的表现。经济增速慢下来，同时决策者更以一种平常心看待经济增速，不再为了完成数字上的目标心急火燎，改革才能得到从容不迫的推进，而从改革里发掘经济增长的新潜力、新动力 ，才是新常态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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