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没人养老”的难题非破解不可。惟一的办法是大刀阔斧地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于劳动人口年龄而言，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之直接价值体现，就在于通过劳动人口的规模化“置换”。

　　上海“两会 ”已步入尾声(其中政协“年会”已经落幕)，许多并未纳入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社会民生热点，却自始至终成为与会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热议的焦点话题。其中“上海人口控制两难，不让进没人养老，让进没地养老”，就属一个被代表委员热议的、关乎上海未来的突出社会焦点话题。

　　上海患上结构性“人口病”已有20余年，政府虽说采取了诸多治疗措施，但“病情”始终处于不断发展、持续加重状态。上海“人口病”最突出、最急迫的病症有两项：

　　第一，企退人员养老金连续多年入不敷出，年均超百亿的养老金窟窿年年依赖财政资金“勉强”填补。由于连年寅吃卯粮，一方面，积累性缺口越来越大，以至于建国后全国人均工资一直最高的上海，企退人员养老金虽说经历了“十一连涨”而依然相差北京及东部沿海发达省区一大截。再一方面，上海户籍人口连年下降，户籍人口老龄化趋势则越来越快，养老金支付压力随之加剧放大。

　　第二，放眼世界，不管是欠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退休人员养老金缺口几乎都依赖于目前在岗职工所缴纳的养老金作为主要弥补渠道。这就意味着，若就事论事看，上海若大胆放开户籍准入，意味着即期缴纳的养老金亦将迅速水涨船高。问题是上海常住人口总量已超2400万人，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已逼近财政支付极限，就算财政咬牙挤一挤，城市可用土地资源亦已逼近极限。所以，单纯依赖放开户籍大力引进外省市年轻劳动人口之“外延式加法”，可操作余地几乎为零。

　　上海“没人养老”的难题非破解不可。惟一的办法是大刀阔斧地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于劳动人口年龄而言，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之直接价值体现，就在于通过劳动人口的规模化“置换”，来实现上海的“一石三鸟”：其一，通过“置换”降低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相当于明显增加劳动人口的缴费年限来补充即期养老金之窟窿；其二，上海户籍率先向中高端外来劳动人口开放后，这一群体按月缴纳的养老金总量也大幅提升，同样可用于填补即期养老金缺口；其三，高收入户籍人口增加后，相应的“高消费”亦留在了上海，可明显增加上海财政收入，由是，上海财政调节养老金缺口的能力亦能得到显著提升。一言以蔽之，若能规模化向外来中高端人口开放上海户籍，若干年后，上海有望走出一条调整人口结构的“内涵式加法”之路。而此路一旦有了初步模样，其又会自动伴生另一种基于市场内生功能的“挤出效应”，加快上海低端产业和低端服务业的淘汰速度和力度，如此良性循环一经形成，上海劳动人口之持续“置换”，非但不会增加上海居住人口总量，反倒会自动跟着做“减法”。

　　上海要实现劳动人口“置换”，势必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引用市统计局 2014年经济运行公报，去年上海第三产业占比已达64.8%，比上年再升1.6个百分点。在外行人看来，这当然是上海结构调整的可喜成绩。但在内行人看来，它依然(多年)缺乏两个核心数据作支撑，一是长期缺乏现代服务业在上海三产中的占比数据和数据变化；二是长期未就三产占比上升的背后，是否已将全国最高的商务成本涨幅从提升的三产占比中予以剔除作出说明。一旦据实剔除商务成本上涨之因素，上海结构调整的实际成效是否还能如眼下的数据那般光鲜这理当令上海各界作一个实事求是之思考。

　　上海人口控制能不能做成一道“内涵式加法”，必须彻底摒弃对即期经济总量尤其是经济年增幅的患得患失。今年元旦起，上海全市街道停止招商引资(引进的大都是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两会”首次不提今年GDP增幅指标，是两个良好开端。但市里“想通”了，尚不代表17个区县也“想通”了。只有上下都“想通”了，务必以劳动人口“置换”作为龙头的上海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再造，才能以最小阻力忍“痛”迈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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