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村里不少农户一样，种了几十年田的60岁的农民李自周去年也“转行”了，家住云南省施甸县姚关镇山邑村的他，筹钱买了辆拖拉机，同儿子跑起了运输。

　　“少种一亩地倒少操了一份心，把地交给村里的合作社，就有心思和时间干更多的事了。”晚饭过后，泡上一壶茶，稍晚点去看邻里乡亲跳广场舞，串门闲聊……围着几亩田地转了几十年，李自周没想到今天的生活会变得如此悠闲，“虽然少种了几亩田地，去年的收入却见长，放手跑运输、打工，不仅还了旧债，家里还第一次有了几万块钱的存款。”

　　李自周是农民享受土地流转“红利”的一个缩影。

　　如今，在城镇化、工业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近一段时间，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尤其是在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推动下，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正在提速。但是，由于相关政策体系尚不健全，当前一些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存在着承租关系不稳定、土地过度规模化、农村土地抵押难等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中也面临诸多掣肘。

　　外界期待，“十三五”期间，国家能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

　　“土地也可以‘走南闯北’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抓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扩大整省推进试点范围。数月来，在中国多个省份，随着确权工作的推进，土地流转正在提速。

　　农事企业专业化经营、合作社抱团生产闯市场、能人返乡投资兴建家庭农场……通过多渠道流转，辽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近1400万亩；同样，2014年，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1520万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4%。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清泉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也从确权前的1300多亩一下子增加到2100多亩。清泉家庭农场主刘清泉说：“确权后，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土地流转更加顺畅了。”

　　与此同时，土地流转的效益也明显提高。江西省上高县芦洲乡中腰村村支书赵细林告诉记者，确权前，当地农田两三百块钱一亩还没人要，但确权后，五六百元一亩都有人抢，最高的甚至超过1000元/亩。“村里沉睡的土地一下子被激活了，荒田变成宝地，村民收入也有了明显提高。”

　　江西省永丰县富裕村村民张菊秀把自家的5亩田流转给了当地一家家庭农场，并在农场打工，过上了既收租金、又挣薪金的“双薪”生活。张菊秀告诉记者，现在，她在农场管理蔬菜种植，每个月有1000元工资，再加上土地流转的钱，一年有14000元的收入。

　　土地确权后，流转速度为何会加快？江西省高安市伍桥镇党委书记熊慧华道出了其中的“奥妙”。“以前农村土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出让方担心土地租给别人久了就变成别人的了，流转变成了流失，而受让方因承租关系不稳定，也不敢进行长期投入。而确权之后，双方顾虑都打消了，流转自然就快了。”

　　在土地确权之后，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的建设也加快了农地流转的速度。在上高县潭山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记者看到门头的电子屏幕上滚动发布着当地土地流转的供需信息，服务中心的前台上整齐摆放着土地流转的流转合同文本，对土地出让方、受让方的信息，地块的位置、面积，流转的租金、期限进行了细致说明。

　　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四生说，流转服务中心成立后，通过规范合同签订、档案保管、纠纷调处等流转行为，改变了以往那种自发无序、不具规模的粗放型流转模式。

　　江西省铜鼓县温泉镇光明村村民张大标说：“以前土地流转主要是在熟人、亲戚、朋友之间进行，以口头约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的大规模流转，现在白纸黑字红章子，有证书有合同，流转更加规范了，土地也可以‘走南闯北’了。”

　　承租关系不稳定规模欠适度

　　不过，尽管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但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相关政策体系尚不健全，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也存在着承租关系不稳定、土地过度规模化、农村土地抵押难等问题，成为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掣肘。

　　高彩霞是一名种粮大户。然而，今年春耕时节，见到本报记者，他开口第一句话：后年，我就要失业了。原来近两年来，由于看到高彩霞种田有利可图，发包方更是已不愿将农田租给他，一些合同到期后都不再续签。“今年我的种植规模已从1.4万亩逐渐缩减到不足6000亩，其中，3670亩明年也将到期，剩下的2018年到期。”这位种了16年田的全国种粮大户代表说，这样下去，他马上就会没田种了。

　　由于承租关系不稳定，高彩霞也不敢对农田基础设施做长期投入。今年春耕期间，雨水偏多，田间道路积水严重，农资难以运到田间，高彩霞花了1万多元买了几车石子铺路。他告诉记者，本来可以一次性多投些钱把路修好，但由于承租关系不稳，他只能做简单地维护。

　　事实上，土地流转不仅“质”不高，而且在“量”上也存在问题。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虽然国家政策层面一直强调“适度规模经营”，但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设计，再加上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导致各地在实践中往往过度强调“规模”而忽视了“适度”，土地过度集中趋势明显，一些工商企业或拥有一定资金的种粮大户，流转土地面积动辄成千上万亩，一些地方甚至还整村整镇流转。

　　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农村土地流转的本质是通过人、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人地关系的最优化，以既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又能使土地效益最大化。“农业过度规模化经营往往不能精耕细作，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而且还会造成大量农民从农村农业转移，不仅不能带动农民增收，而且还会造成农村的空心化，不利于激发农村社会的活力”。

　　除流转不稳定、不规范外，农地流转配套政策也不完善。袁松松说，当前的农业政策扶持体系与土地加速流转的现状不相适应，规模经营主体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农民流转土地需要有一定的资金，现在一百亩田一般要四五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可现在银行贷款很难，农民又没有可抵押的财产。

　　惠民制度还未完全“落地”

　　针对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基层农民和干部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

　　首先，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鼓励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从长远来看，土地确权能加速土地流转，但在操作中，由于一些地方确权工作进展较慢，农民担心土地流转会影响土地权属的确定，不愿流转。“现在农民把土地看得越来越重，现在国家又在开展新一轮土地确权，很多人不愿意在确权前流转，因为他们担心会确到别人名下，而且当前的土地面积普遍不准，现在流转会影响收益。”

　　其次，完善制度设计，引导适度规模经营。虽然中国一直强调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却缺乏相关的制度设计，以往的农业扶持政策要么像粮食直补一样存在“撒胡椒面”现象，要么像一些项目资金一样落入大企业囊中，真正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政策扶持。

　　记者在农业大省江西采访发现，2013年，当地对种粮大户补贴政策进行调整，取消了原有对100亩以上种粮大户16元/亩的现金补贴，改为通过项目支持500亩以上种粮大户和1000亩以上水稻种植合作社，百亩左右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反被排除在门槛之外。

　　“顶层制度设计十分关键。”袁松松说，现在的基层对于农业方面的政策都是“遵照执行的多”，很少有人愿意花心思去创新为农民谋福利，“因为很难出政绩，而且工作又难做”。

　　再有，加快构建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相适应的农业支持体系，为土地加快流转提供支撑。许多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反映，当前中国粮食生产保险制度尚未健全，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他们“几年的辛苦钱都要搭进去，甚至不还够”。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他们承受着更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但享受的扶持政策却不对等，反而更少。

　　种粮大户周金来说，按照中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都是给原来承包土地的农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农民反而享受不到国家的这项惠农政策。

　　以江西为例，记者了解到，去年国家给江西的农业支持资金是118亿元，其中有50亿元以通过直补等发给了农民，占到将近一半，这部分资金发挥的效益非常小。周金来说，希望国家能针对规模经营主体在经营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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