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中国的法统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法统，到军阀豪绅当家的法统，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法统。理解这种变化，仅仅诉诸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还要回溯中国政治文明悠久的经验与理论传统。不照搬西欧的经验和理论，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把现代欧美的经验吸纳和消化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之中，中国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在当下中国探讨“依法治国”，人们的理论想象力至少诉诸两种理论资源，一种源于现代西方经验，另一种源于中国传统与近代经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往往更重视现代西方理论。而无论诉诸西方还是中国的理论资源，共同的思考前提是，必须先搞清楚“国”，然后才能弄明白“法”，从而“依法治国”才能具体落实到真切的经验与理论语境之中。
西方的观察家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的成就及其可持续性的评价往往诉诸两个标准：一个是绩效标准，另一个是程序标准。这两个评估中国政治家治国理政实践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的标准，当然来自西方治国经验与作为其经验总结的政治与法律理论。“依法治国”绩效标准的理论支撑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依法治国”程序标准的理论支撑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
对于现代西方国家经验来说，与中国非常不同的起点就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在政治、文化方面的高度分裂状态。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是经过16-18世纪的漫长孕育而诞生的。从理论上说，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可划分为前霍布斯、霍布斯、后霍布斯三个阶段。前霍布斯式欧洲国家主要是封建等级国家，后霍布斯国家主要指今天欧盟力图实现的后民族国家整合。霍布斯式的国家则是典型的主权国家或叫主权-民族国家。通过霍布斯式的主权构架，大部分欧洲的封建等级国家和城邦国家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既是典型又是先行者。主权与主权者的法权架构使欧洲逐渐摆脱封建法、城市法与教会法的法权分裂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入这个阶段，欧洲才有严格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因为先有主权者，随后才有现代欧洲国家的官吏、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统一的社会规管制度和国家对国民的统一保护制度。一句话，才有统一的治国法度。对于霍布斯式的法权经验与理论来说，主权者的角色无论由君主还是由议会来担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能负担得起这样一种角色，即与那些充满相互纷争的个别意志的臣民相对的最高意志决断者，也即统治者的责任。只有主权者担负起统治责任，主权国家才能使社会摆脱法权分裂所造成的黑暗的战争状态，获得和平与安全。
表面上看，康德的法治国家理论似乎是与霍布斯对立的。康德似乎关心的不是统治者这些“积极公民”，而是所有个体公民如何通过立法权而影响国家意志的问题。但是，康德的法权理论必须以霍布斯的法权理论为前提。康德“自我立法而适用于所有人”的法统建构规则强调的，不过是主权者的意志要摆脱任意性就需要诉诸形式理性的普遍适用原则；康德并不能彻底否定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法权关系的基础。那种把康德法哲学的“法治国家”描绘成只有法的形式理性在统治、而没有实体的人去统治的法理学，实际上是对康德法权理论的误解。正是在针砭类似误解的意义上，施密特强调，理解欧洲法权经验必须诉诸一种政治法学，必须回到霍布斯。
近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是在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这个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展开的。在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法统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演变：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法统，到军阀豪绅当家的法统，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法统。然而，理解这种变化，仅仅诉诸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是不够的，中国的法统实践恰恰要回溯中国政治文明悠久的经验与理论传统，才能更好地得到揭示；不仅如此，中国建构法统与治国理政的探索过程表明，不照搬西欧的经验和理论，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把现代欧美的经验吸纳和消化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之中，中国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与西方相对照，中国法权经验的起始点并不是政治与文化的分裂，而是政治与文化的合一。西周的王官学与国家礼法体系是中国政教合一式国家文明的源起。秦汉王朝又开辟了儒法合作的大一统政治文明。在这样的“文明-国家”中，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和官员，不仅担负着“政治-社会”的治理责任，而且担负着表率国民的“道德-文化”责任。由于儒法的合作，西周政教合一的政治文明传统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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