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投资战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十二五”收官、谋划“十三五”之年，国家投资战略该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如何为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服务，如何为大幅提升国家竞争力服务？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进行了专访。

　　《华夏时报》： “十二五”即将结束，你如何看待我国的投资战略？“十三五”投资战略需要进行调整吗？

　　郭云涛：任何一个国家，投资战略都是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服务的。短短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有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是与实施持续的、高强度的投资分不开的。当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型升级处于重大关头、精心谋划“十三五”的重要时期，认真审视我国的投资战略，并及时作出重大调整，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布局中，投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通过投资拉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对改变我国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我们在资源生态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转型升级是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如果继续采用靠高强度投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发展的老路子，转型升级将出现曲折和延迟。

　　不可否认，我国仍有明显的过度重视基础设施投资的现象。去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50%，基础设施投资占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部分，而且基础设施投资比重增速高于其他投资，甚至高于房地产 ，房地产投资已降到8%，而基础设施投资却增长了25%，其他所有投资都在下降。其间，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接近60%，而在十年前这一比例不到20%，这在世界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微企业融资率不到20%，中型企业不到50%，国有大型企业、大型项目达到80%，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用不完。基础设施这么大强度、大规模的投资，为什么经济增速还是持续下降？原因是国家的投资战略仍停留在旧常态，没有及时随之转型。

　　《华夏时报》：为什么说我国的现行投资战略不可持续？

　　郭云涛：每个强大的国家无不以有竞争力和成长力的高端产业为支撑。中国工业2025、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等高端产业无不以高技术人才和管理创新为保障。因此继续依靠资本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不可持续，必须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技术人才和管理创新是关键。作为头号人口大国，我们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总量均列世界之首，却苦于人才匮乏，其原因就在于对人才培养投资率过低。

　　《华夏时报》：人才无疑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比较看待我国人才竞争力？

　　郭云涛：2014年，我国劳动人口受高等教育的不到10%，还有4300多万文盲，全国人口中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力资源接近8亿人，当中有知识技能的人才资源不到1/7。而早在2000年，美国的人才资源就占到劳动力的65%。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来看，我国为20%，而美国达到60%以上。再看制造业，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1.4亿人，其中技工约占一半，在这7000万名技工中，初级技工占60%以上，中级技工占35%，高级技工及以上的人才不到4%。日本 、德国等国的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及以上的人才达到40%。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我国约为35%，发达国家则达到75%。

　　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正处于从高消耗、低成本发展模式向低消耗、高成本、高附加值的产业模式转型，对人才资源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在房地产业、建筑业、矿业、冶金、低端制造业等产业的大量从业人员，需要从中低端岗位向中高端岗位转移。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市场对中高端人才的需要急剧增加。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日发布的《2015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企业创新投入和能力明显上升，但面临创新人才短缺，资金结构单一等问题。高达60.7%的企业家认为，高技术人才缺乏是妨碍企业创新的最主要因素。所以说，“十三五”，应把国家投资战略由对基础设施为重点，转移到以人为重点上来。

　　《华夏时报》：请具体说一说究竟该如何转移？

　　郭云涛：我个人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思考。一是调整投资方向。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高技术人才、创业创新摆上重要位置。目前铁(路)公(路)基(础设施)所占份额太大，挤占了大量的投资人才成长发展的空间。“十三五”期间，应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拿出1到2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投入到提高全民素质，特别是高技术人才培养中来。真正把人口大国变为人才大国，由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给转型升级、创业创新注入强大的内在动力。再拿出1到2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投入到高科技、高端产业，解决这些创业创新企业的资金饥渴，加速产业向中高端跃升。

　　二是改革教育投资体制。目前我国包括幼教、小学、初高中及职业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其教育投资责任在地方，县出大头，省出中头，中央出小头，而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都留在大中城市就业，形成了投资在地方，收益在大中城市的投入产出错配现象。要改革这一“扭曲”的教育投资体制，改变中央财政占比太低的状况。基础教育应由中央出大头，省出中头，县出小头，减轻地方负担，使人才教育投资体制符合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的客观要求。

　　三是改革培训方式。按一般人才成长规律，一名优秀大学生入职后，起码需3到5年的培训，才能成为合格的高级技术人才。目前我国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已快于人才培养的速度。培养更多的高水平、高技术人才，是我国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之所在。高技术人才的舞台在企业、在市场，改革培训方式就是要推进校企合作，让企业更多参与到高技术人才培养中来。同时，通过市场竞争，提升高技术人才的地位和待遇，激励和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成为高技术人才，形成强大的技术人才成长的生态系统，加速我国的转型升级步伐。

　　四是推进户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人才培养和使用制度改革，以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关系民生的体制机制改革，真正把束缚人们积极性的一切体制机制性障碍清除掉。从根本意义上说，衡量改革成功的程度，就是看人们积极性解放的程度。调整国家投资战略，既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所要求的。

(责任编辑：DF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