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没到包头之前，还不知道这座草原上的城市在简政放权方面有如此力度。
两天的采访下来，几次接触这位与包头最大的国有企业包钢同名的市长，他并不向我们掩饰简政放权过程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以及哪些工作仍不到位。
改革总是存在阻力，甚至不乏冷嘲热讽。包钢认为，不洗碗的人永远打不了碗，但是不洗碗的人就在旁边挑你打了几个碗，借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改革。因此，政府改革首先不能违法，做法治政府，也不能别人反对你就做不下去，要坚定信心。
不换脑筋就换帽子
《21世纪》：包头简政放权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包钢：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的业务部门，每一个部门的领导多少年已经形成这种权力的格局，谁都不想在自己手里把权力放了。
我千方百计想放权，第一次开政府常务会议让拿出方案，269项审批事项没减多少，我就在会议上否决了。后来和市委书记商量，哪个不换脑筋就换帽子，把你调走。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才推进下去。
原来每个委办局、每个科室都有行政审批权，这给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我们把每个科室的审批总量减了，原来一个局10项审批分在10个科室，现在就留两项，而且这两项审批不留在科室，而是进政务大厅，直接授予审批科主任审批权力，不再用局长、分管副局长签字。
《21世纪》：包头简政放权下一步要从“宽进”转向“严管”，“严管”怎么来管？把这些部门的权力削弱之后，怎么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促进他们来管？
包钢：并不是所有的审批事项放了之后都不管，放了之后更多的是通过市场监管来约束，而不是前置审批来约束。
过去是前置审批，比如工商办一个执照，有卫生证等七八个证照。搞了很多标准来卡，进去很难，但是进去后管得不好。现在是门槛低了，大体具备条件就可以进，但是这种监管就是从计划经济的监管转向市场监管，市场监管就有红黑榜名单、行业协会自律、百姓和舆论的监督等，再加上行政监管。
原来监管比较弱的政府权力反而加强了，比如食品的监管，过去比较弱，现在出了问题是要问责的，而且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大气排放等这些监管都有法律依据。
从习惯审批转变为监管
《21世纪》：简政放权会不会出现反复，改革总是有反复，怎么从制度层面上确定它不会倒退回去？
包钢：现在走到这一步，包头改革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靠国家的大环境，没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要求，光在包头搞简政放权是很难的。现在从中央和国务院来推动，大家形成氛围，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就不敢反弹和责难。
目前进展到这种程度，首先得靠政府自己革命，把简政放权事项向全社会公布，然后下一步通过人大立法，就是把政府的权力报给人大，确认完了以后，再增加的权力得人大批准，政府不能乱增加。
再就是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个都要公布，如果违反老百姓就可以告你。
另外还有一个长期的措施，就是利用网络，通过网络大量处理审批事项。未来我们政务大厅可能就用不着了，更多转向公共服务，把大量的中介机构引进来，给办事的人做中介服务、公共服务，老百姓也不用跑大老远到大厅办理，在家里电脑上一办就完事了。而且未来的趋势下，这种行政审批事项会越来越少。
接下来就是要把监管工作推动起来，现在所有的政府部门在监管这一块就是常规性监管，除了计划经济下工商管市场之外，剩下的政府大量监管职能没有真正用到，过去监管是简单粗放式的，下一步就要是服务性、规范性、法制性的监管。
政府的机关干部习惯于搞审批，不知道怎么去管，不擅长管，现在突然把审批权力去掉以后，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要从过去的审批过渡到市场监管，这个得转变，现在我们转的还不够。
简政放权给企业信心
《21世纪》：过去一些政策在往下走时经常变形，在于地方考核有GDP压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简政放权可能会形成权力的真空，这会不会形成新的压力？
包钢：不会，本来经济形势就严峻，简政放权和经济发展是不矛盾的。而且简政放权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发展。
我认为不要着急，就像总理说的，这种改革三五年内是在改变人的理念和环境。包头的简政放权一年半来效果是很好的，半年来我们开了3个企业座谈会，企业家没有失去信心的，都在琢磨下一步怎么发展，市政府再出台什么优惠政策。这种信心某种程度上是来自对市委市政府的衡量，人家看你们是不是干事的。
另外，看投资环境，现在大家明显感觉到包头市投资的软硬环境都在改变，城市的大气、绿化、生态环境，还有软环境比如行政审批，大家都看到是在改善，企业也愿意来。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两到三拨招商引资的，现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很少有主动来投资的，就是因为我们包头产业体系完善、城市功能完备，这是我们的先天积累，另外也和我们这种环境转变是有关的。
包头从269项审批减少到43项，当时好多人都提醒我说，万一出事乱了咋办。但是总得有点担当，剩下43项，包头没乱，反倒是环境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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