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十个主要指标(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口增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CPI、M2增速、财政收入增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居民收入)中，七升两平一下降。经济运行趋稳基本成为共识。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不宜再大幅下滑，也不宜追求过高增速。要稳住“趋稳”局面，必须更好推进调控政策和改革举措的落实，在就业、企业盈利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要抓住关键环节，加快配套改革步伐，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新境界。
经济稳定增长压力依然较大
经济运行历来能够找到很多亮点，也同时能发现很多问题。判断经济形势关键是要区分主次矛盾。只有抓住了“大头”，才能看清发展的“势头”。
从需求看，消费和投资是绝对“大头”。近两个月，两者增速确趋于稳定，尤其是占比60%的消费，增速连续小幅回升。但还难以认为回升已成定局，其中有去年基数低的统计因素存在，而且类似的小幅反弹2014年10—12月也曾出现过，但到2015年初却再次下滑。从生产法核算看，作为消费主要内容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增加值二季度分别增长6.1%和5.4%，虽然略高于一季度，但低于GDP增速，也比去年各季度明显放缓。中长期内，消费主要靠收入增长和新消费热点的带动，投资增长需要有盈利项目和资金来源，但目前这些领域都还有很多问题亟待破解。
从产业看，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超过第二产业，占比已达49.5%。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比去年同期和一季度均高0.5个百分点，但类似情况在2012年一季度也曾出现，且一直持续到2013年三季度末，但GDP并未同步提速。而且，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6.1%，延续7个季度的回落态势。其中，的确有些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发展较快，但总体看在经济中占比十分有限，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不到10%，新能源汽车受到储能技术、充电桩分布、成本偏高等限制远未达到普及程度。
从收入看，劳动者报酬占GDP一半左右，企业收入占1/4，生产税净额占比不足1/5。近似代表劳动者报酬的居民收入增速连续五个季度双双回落，二季度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3%和6.7%，较一季度分别低0.6个和0.3个百分点。财政收入6月当月虽然有所提高，但往年也呈现类似月度间波动规律，难言趋势性回升。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降幅连续收窄，但这只是部分企业，而且与上市公司情况并不完全吻合。
从上市公司看，虽然目前还没有二季度数据，但一直以来的趋势并不乐观。2780家上市公司总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2013年以来持续下滑，今年一季度分别回落至0.3%和4.5%，与2010年高点相比，分别下降35.2个和34个百分点。其中，钢铁、煤炭、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利润持续下降，且降幅不断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速也逐步回落。受金融改革和股票市场活跃影响，金融上市企业表现较好，但银行收入和利润增速回落明显。
从投融资看，经济企稳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在支撑，内生动力尚未形成。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4%，占比1/3左右的国有控股投资增长12.3%，而占比65.1%的民间投资增长11.4%，延续今年以来的持续放缓态势，比前五个月回落0.7个百分点，说明市场对投资仍然谨慎。融资角度，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超过70%，但上半年增长6.3%的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18.6%，国内贷款下降4.8%，利用外资下降30.9%。预算内资金增速最快，说明占比5%的财政投资在发挥逆周期的调控作用，“大头”贷款同比下降说明，银行对市场化投资前景仍不看好。
可见，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趋稳”还不一定能够稳住。决定下半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是调控政策的落实情况。本文认为，当前行政体制、运行机制和政策传导效率下，下半年经济难以出现大幅回升，当然现阶段也不应该有大幅回升。即使稳住目前增速也要付出艰苦努力，尤其是在落实调控政策方面要有新突破。
近期不宜追求经济大幅提速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有其必然性，有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旧增长动力尚未完成转换的因素，也有外部需求收缩、内部“三期叠加”多种矛盾聚合的因素。总体看，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不必急于追求经济快速回升。
首先，追求过快增长有违经济发展规律。一方面，我国经济处在结构调整、动力转化和模式升级的关键时期，这是个破旧立新、脱胎换骨的过程，充满痛苦和风险，只有保持适度压力，企业才能积极持续加快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在基数扩大、要素质量、生产效率、体制机制等因素作用下，高增长阶段向中高乃至中低阶段回落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第二，现实情况不支撑经济近期过快增长。一是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新四化进程加快，“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将拓展增长新空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释放制度新动能，但这些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举措需要逐步推进，近期在增长速度上的反映有限。二是近几年我国经济持续下行，财政投资等调控基本没有停止，如果说今年上半年的政策在下半年开始落实，那么下半年经济提速需要更大力度的调控，尤其是投资，目前看没有也不允许，因为“强刺激”可能会积累新的矛盾。三是货币政策下半年有望结束时滞期。但是，一方面，中外都有通胀时期货币政策效果好于紧缩时期的规律。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政策关键问题在于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受阻，政策加码的边际效应递减。四是房地产市场在供求总量基本均衡、利率进入下行周期而居民投资渠道有限、调控政策放松背景下出现小幅反弹，中长期房地产难以承担也不应再赋予其过重的经济发展职责。五是PMI等先行指标回暖不能完全说明问题，PMI近9个季度有涨有跌，不能准确预示后期经济走势，同期GDP增速总体持续下滑。
第三，应做好经济在7%上下运行的准备。处在新常态的中国经济不仅是总需求不足，更是总供给有待突破。因此，过去的需求管理政策难以见效，更需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效率提升和制度变革。目前正在快速推进的以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新能源等为内容的产业革命，将使世界经济再上新台阶。如果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起点，预计2020年前后这轮科技创新有望大规模应用。而在此之前，不仅今年下半年经济将增长7%左右，预计整个“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都将在6.5%—7.5%这个速度区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落实政策守底，加快改革摸高
总需求收缩、新供给不足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走出困境、化危为机，归根到底要靠创新和转方式、调结构。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政府需要正视“关注形势偏多、关注改革偏少，政策出台较多、政策落实较少”的问题，落实调控政策，守住就业、效益和风险底线，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尽快将制度红利变成创新动力和增长活力。
第一，抓好调控政策落实。一是财政政策关键是降低企业负担和成本，发挥财政杠杆作用，精细化设计调控政策，预先设定调控政策的时间、力度和效果检验标准，针对PPP的制度、法律、诚信环境等问题，加快堵住漏洞，确保参与各方平等协商、诚信守约、优势互补、各得其所。二是货币政策不宜再密集降息降准，要继续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资本市场的逆周期管理作用，关键要加快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使利率、信贷、资产价格、汇率成为货币政策有效传导中介，定期公开调控政策执行效果报告。三是持续稳步推进城镇化投资，补齐农村短板，持续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补齐社会发展短板，持续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投资，补齐总供给短板。四是动态跟踪监测经济形势和改革进程，做到每项调控政策和改革举措都有跟踪、督促、评估和问责，整体统计第三产业财务情况，分别监测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生产和效益，按季度分别公开经济形势和改革进展报告。
第二，守住经济发展的风险底线。一是守住就业底线。要把握好企业破产退出的节奏，平衡好就业和生产率提高的关系。虽然目前就业数据表现仍然良好，但政府应分批、分类处理企业破产和人员就业问题，多措并举鼓励创业。二是保持企业效益。要把控去产能节奏，加快新产能形成。既要通过政府投资、政策性金融、挖掘消费潜力和支持经济社会短板，适度放缓钢铁、水泥等去产能节奏。也要通过降税、补贴、贷款优惠、上市等支持产能升级和新兴企业发展。还要缩减政府定价种类和项目，改革资源、能源价格机制，缩小价格扭曲导致的产业链不同环节企业效益差异。三是防控金融风险。要平衡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均衡发展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分类对待出现质量问题的贷款。打破刚性兑付，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协调推进股票、债券、基金、保险、信托等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分散化解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风险。
第三，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一是落实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通过培训学习转岗、引进市场人才、运用现代科技、决策流程优化等途径提高政府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维护市场秩序。二是理顺商品、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趁通胀压力不大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价格体制改革，最大限度缩小政府定价范围，让价格信号引领能源、资源、资金、商品等流动。三是加快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集中力量管好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少数关键国有企业，多数国有资本通过国资运营公司和国资投资公司形式，确保保值增值目标，而不纠结于控股与否，使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四是改革财税金融体制，细化透明财政预算，完善地方税体系，构建稳定合理的央地关系和政府企业关系框架。推进银行综合化经营改革，引导储蓄流向多元化，完善资本市场，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完善的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五是优化创业创新环境，降低各行业市场准入门槛，建设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激发创新积极性，完善政府、企业和居民诚信体系，营造失信者寸步难行、守信者一路畅通的市场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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