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最高机密“棱镜”项目公告于天下两年后，NSA对于美国民众的通讯监视行动最终失去了法理支持。

　　6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67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众议院批准的《自由法案》，作为《爱国者法案》的替代品，该法案结束了政府大规模收集电话数据来挫败恐怖袭击的做法。

　　从这一刻开始，NSA对于潜在的恐怖分子的通讯监控或许进入了“真空期”，但也是从这一刻起美国普通民众的通讯联系则进入了“安全期”。

　　然而，这种“真空”与“安全”状态其实都是相对的，即使是《自由法案》也充满着对自由的约束。

　　爱国与自由

　　从5月31日，提前结束假期，召开罕见的周日议会到6月2日傍晚，美国参议院的参议员们一直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在“爱国”与“自由”之间应该如何抉择。

　　在讨论的前半程——5月31日参议员们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了“爱国”问题上——在是否应该予以《爱国者法案》延期的讨论中，参议员们陷入了僵局。在彻夜讨论未果的情况下，赋予NSA有权收集及查询美国国内通讯往来数据和内容的《爱国者法案》以到期失效的方式结束了其长达14年的生命。

　　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由”的辩论。

　　6月1日，在就延长《爱国者法案》投票失败的情况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不得不对其替代法案——《自由法案》发起程序性投票。77比17的投票结果让麦康奈尔感到吃惊，因为仅仅就在一周前参议院还在麦康奈尔的要求下以微弱的优势拒绝了这一法案。这一转变意味着在参议院中更多议员已经倒向或正在倒向“自由”一边。在上个月的众议院投票中，《自由法案》已经以388票赞成、88票反对的巨大优势获得了通过。作为《爱国者法案》的替代法案，《自由法案》将终结NSA大规模收集通讯元数据的行为。《自由法案》受到了包括民主党左翼自由派与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在内的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也成为了奥巴马执政期间，为数不多的获得跨党派支持的法案。

　　6月2日，最终有67位参议员站到了支持“自由”的队伍中，从而确保了《自由法案》的通过，该法案通过将改变备受争议的监听项目的命运。此前在《爱国者法案》的“庇护”下，NSA所享有的三项核心权力将受到限制，首先是“独狼”条例失效。“独狼”条例允许执法部门有权力对任何与恐怖活动有关的资讯进行调查，大规模收集公民的通话资料，主要针对单独作案，未与恐怖组织有来往的嫌疑人；其次，是“窃听”条款失效，该条例允许安全机构对一个人监控行动，而不仅仅是电话和电子设备，最后，也就是被视为《爱国者法案》核心的215条款将失效，该条款规定，为防止国家遭到国际恐怖主义危害，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内的政府部门，对公民的诸多个人资料都有调查权。“我们不是在收集间谍的信息，也不是在收集恐怖分子的信息。我们一直在收集的都是所有美国公民的私人记录。”5月31日，在多次利用延迟战术和否决票成功将《爱国者法案》拖至失效后，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兰德·保罗说，“我不会再忍受了，我认为美国民众也没必要再忍受这种情况了。”

　　6月1日据CNN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数据显示，61%的美国人表示支持修改《爱国者法案》中收集通讯数据的规定。然而，与此同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众认为没有必要。

　　国会的分歧，民众的态度似乎反映了整个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理。

　　自由的边界

　　在经历了“9·11”之后，在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美国一直都在做着选择。2001年10月26日，以反恐为名，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沃克·布什授权NSA可以绕过国会对美国公民和其他生活在美国的人进行无证据窃听，并以此为核心通过了《爱国者法案》，之后在2006年、2010年，甚至是在斯诺登爆出“棱镜”计划的2013年，美国国会还是对该法案的核心条款进行了延期。个人信息被监听成为了美国人为爱国付出的代价。作为对这种代价的回报抑或是补偿，2015年，当自己的总统任期接近尾声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做出了要大幅改革NSA监控计划的承诺，《自由法案》也因此诞生。

　　然而，自由都是相对和有边界的，《自由法案》所终结的也只是《爱国者法案》赋予国家安全机构对于公民通讯进行监听的权力，而并不是监听本身。根据《自由法案》的规定，政府仍将能够获取电话记录，包括打过的电话号码、拨打日期和通话时长，但不包括电话内容。只是收集通话记录的工作将从政府部门转向电话公司，而只有在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授权的情况下，NSA才有权力获得这些信息。

　　即使并没有能够彻底摆脱NSA的监控，美国民众还是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作为一部本土法案，《自由法案》只对美国公民有效，而对于NSA在境外的情报收集工作将没有任何触动。根据2008年修订的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ISA)的702条款，美国政府可拦截任何海外目标之间和国外人士与美国国内人员之间的网络以及语音通讯。正在这一条款的“庇护”下，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德国总理默克尔 、巴西总统罗塞夫等在内的国际政要均成为了NSA的监控目标。其实无论是《自由法案》还是《外国情报监视法案》都只是为NSA的监控行动提供法理依据，并不能彻底约束NSA的监控能力。无论是哪家电信运营商，其储存的信息在NSA所拥有的强大网络攻击技术面前都可能不堪一击。如果想真的确保这些数据的独立与安全，那么必须让NSA放弃其网络战中最有力的武器——不能在美国硬件或是软件中植入“后门”。虽然美国的科技企业并不愿意承认“后门”的存在，但是在今年5月包括苹果、谷歌等在内的美国10家科技公司向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发出公开信表示，希望政府机构停止对公民隐私数据的收集行为。但并未得到明确的回复。

　　虽然颇受争议的《爱国者法案》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一部并不自由的《自由法案》所带来的改变也非常有限。

　　6月2日，就在《自由法案》通过当天，美国白宫已经明确表示即使《自由法案》通过后，也要将斯诺登带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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