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也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70周年。各方对现有国际体系能否有效应对21世纪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地缘政治矛盾积聚的挑战，特别是美国对外战略走向“新孤立主义”将如何影响新国际秩序的形成，正在进行激烈讨论。

　　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对美国力量的评估，即美国是否衰落、“美国世纪”是否已经结束。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都是大约70年前，在美国设计、主导下，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诞生的，并且基本顺利运转到今天。

　　世界进入21世纪以来，地缘政治经济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从欧洲的乌克兰危机到中东局势混乱、恐怖势力坐大，从美国“转向”亚洲到南海局势紧张，从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到美元储备货币体系风险增大，从全球化继续深入与“反全球化”同步发展，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我们面临的世界性风险明显增多，已经不同于上世纪后半期持续的和平与繁荣。

　　首先看美国是否陷入“新孤立主义”。

　　美国参与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当时局势所迫，并非主动谋划的战略之举。美国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和国力强大，素有“内顾”(孤立主义)倾向，不愿卷入海外战争。许多美国精英认为这是美国对外战略的“常态”。

　　二战结束后，美国意识到不能再把自身安全完全局限于北美大陆，加之美国自觉有在世界推广美式自由民主的“责任”，遂从军事、经济金融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着手建立和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并把防止欧亚大陆出现“霸权国家”作为美国的“全球使命”。至今这一使命依然是美对外战略的基准。

　　美国以维护霸权为核心的对外战略与“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始终存在矛盾。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在扩张和收缩之间长期来回摇摆的根本原因。在经历了新世纪头10年小布什总统时期“全球反恐”和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以后，美国对外战略在奥巴马总统领导下开始总体收缩是必然趋势。

　　美国近70年来一直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世界警察”，已深感人力、财力、心力的“疲惫”。奥巴马总统2009年以允诺要带领美国摆脱海外战争而登上历史舞台，早已完成从伊拉克撤军，近两年内还将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对肇始于2011年初的“阿拉伯革命”以及随后陷入混乱的中东乱局束手无策，被动应对多于主动进取，倡导“轻脚印战略”(Light-FootedApproach)，对日趋呈进攻态势的“伊斯兰国”(ISIS)除了空袭外别无良策。美在乌克兰危机中与俄罗斯战略冲突上升，陷入“新冷战”，但如何处理缺乏长远考虑，美俄关系进退维谷。美国国内不少人批评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迷失方向”，“疲惫”的超级大国准备退休，担心由此削弱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深感疑虑，视为新世纪美国最大挑战，担心冲击其全球霸权地位。自2009年起，美国对外战略三大板块(欧洲、中东和亚洲)重心调整、东移亚洲，直接表现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亚太加强与日本 、菲律宾 、澳大利亚 、韩国 、新加坡 、越南等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直接卷入南海争端，战略攻势明显加强，咄咄逼人。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攻势与在其他地区的优柔寡断、“靠后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美国是个矛盾的混合体，对外战略收缩与战略进攻并存，有所为有所不为。历史上美国多次面临同样的矛盾，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呢？

　　上世纪后半期的冷战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垮台而结束，美国实力超群，鹤立鸡群。美国觉得“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顺风顺水，在冷战结束之际甚至发出“历史已经终结”的“豪言壮语”，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没想到进入21世纪世界力量均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别于西方的“其他力量”(TheRest)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力量上升势头很强。西方G7的GDP去年只占全球的32.2%，而金砖国家的GDP已超30%，且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一直超过50%。在世界事务上美国一家说了也不算，美国日益感到力不从心，心里的“焦虑感”油然而生，而且与日俱增。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战略收缩究竟是重返“世界警察”和“全球行动主义”的短暂间歇，还是美国对外战略真的进入了“新孤立主义”的历史阶段？其答案将影响21世纪上半期新国际秩序的形成。这还引出下一个问题，即如何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以适应正在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历史地看美国的对外战略，与德川时期日本和明代中国的闭关锁国不同，美国其实从来没有孤立过自己。如果说一战和二战之前美国的战略视野仅局限于美洲，那主要是为了巩固美国的地区霸权。美国深知没有牢靠的地区战略依托不可能走向世界，并进而建立世界霸主地位。凡事都有个发展过程。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过去“防御本土，避免海外承诺，保持美国行动的自主性和自由，创造国内繁荣”，转向全球主义和世界舞台，并成功地在全球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在美国的“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治理体系。但那并非美国从孤立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型，而是更多受美国国家利益的驱使。

　　70多年前，老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当时已经“拥有可以平衡整个世界的实力”，因此需要与此相适应的全球战略和行为模式。美国深信不疑，二战是国际秩序在政治、经济、战略层面全盘崩溃的结果，因此必须重建能长期存在、建立在美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上的新国际秩序和配套的全球治理体系。事实上，美国不仅促成建立了这样的国际秩序，而且该秩序和治理体系实实在在地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服务了70年。当然，客观地看，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70年来也为维护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面对今天迅速变化的世界，美国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和判断在发生变化。美国在经受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实力确实有所下降，许多地方感到力不从心或者说民心“内顾”严重。因此，在中东、乌克兰等危机的处理中，不管是“轻脚印”还是“靠后指挥”(Lead-From-Behind)，都可以看到美“孤立主义”的影子。这是客观事实，也是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美国转向“新孤立主义”的依据。

　　另一方面，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使命感并未弱化，“力不从心”的焦虑感上升。二战时汲取的“慕尼黑教训”(LessonOfMunich)依然深深印在美国领导者的脑海里，那就是“对欧亚大陆潜在的挑战者，不能等到其羽翼丰满只能用全面战争才出面阻止，必须在此前就加以遏止”。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很明显就是新世纪美国在深入分析世界格局和力量变化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决策，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反应。因此，如果简单认定，美国现在的对外战略已陷入“新孤立主义”，恐怕不全面，也不够准确，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举例来论证这一看法。美国为了捍卫“自由世界的秩序”，仅在柏林墙倒塌后的10年中，就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平均17个月一次：1989年巴拿马；1991年伊拉克；1993年索马里；1994年海地；1995年波黑；1998年伊拉克“沙漠之狐”行动(美英联手)；1999年科索沃。这还没有计算进入新世纪后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开始的对伊拉克战争。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阿富汗战争直接涉及美国家利益，其他均与维护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关。

　　美国对外战略确实在发生变化。因为世界在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和深度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核心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总体力量上升，改变了全球力量均势，世界呈现多个中心且相互重叠的经济圈和文明圈。经济全球化则使各国利益汇合点日益增多。如果仅从经济层面分析，世界已结成利益共同体，正走向命运共同体。当然，建立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尚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和改革。正如马克思所言，上层建筑需要适应经济基础。如果认为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历史就必然会沿着这样一条直线向前发展，那是十分天真的想法。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不管是否“疲惫”，其影响世界格局变化和新国际秩序形成的能力依然举足轻重。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美国战略收缩认定为美国已经衰落，美国世纪已经终结，美国陷入了“新孤立主义”，因而忽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反映了中国坚持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希望中美加强沟通与合作，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新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作者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G20She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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