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发布的信用评级公告中，将历来维持的蒙古内、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BB-下调至B+.2月2日，大公发布对俄罗斯最大企业、财富500强全球第三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评级报告，评定俄气公司本、外币信用等级均为AAA，评级展望稳定，成为自“乌克兰事件”以来，俄罗斯企业所获得的来自国际评级机构的最高级别。面对西方在信用评级上的垄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正在努力发出更多的强音。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评级

　　近来，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已经发布了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评级报告，包括匈牙利、立陶宛、马来西亚、乌克兰、波兰、新加坡、菲律宾、土耳其等国。

　　尤其是5月，国内另一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报告》，对沿线27个重点国家进行具体国情和风险刻画，以期为企业和公众提供清晰的风险路线图。

　　业内人士指出，“一带一路”将引领全球经济新格局，但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多、投资周期长、投入资本量大，实施过程中必然面临挑战，其中最大风险在于对沿线国家国情的“不熟悉”，信用风险评估的作用由此凸显。

　　“‘一带一路’会带来巨量的资本跨境、跨国流动，而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信用评级思想和体系跟不上资本跨国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我们需要把握话语权，建立一个更为开放、包容、互补和制衡的信用评级体系。”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表示。

　　中西方评级标准差异大

　　就在大公为俄气公司评级AAA之前，西方评级公司标普、穆迪及惠誉纷纷下调俄罗斯的主权信用评级，穆迪更是给予俄气濒临垃圾级的BBB-评级，展望负面。

　　中西方评级机构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关建中认为，长期以来，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掌握了信用评级的主要发言权。西方的评级把制度和经济分析作为宏观评级要素，财务分析作为微观评级要素，首先按照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排序，限定“天花板”的高度，使得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得翻身”。例如，按照标普和惠誉国际的评分标准，信用评级前五名是AAA、AA+、AA、AA-和A+，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2014年11月获得标普和惠誉A+的信用评级已算高位。

　　而作为核心评级要素的“违约率”，则是用评级对象在特定时期内发生违约状况的统计代替评级方法，模糊了违约率和违约概率的区别，极具欺骗性，使信用评级无法对现实信用风险起到应有的预警作用。关建中认为，把评级等同于违约率高低的排序，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国内如大公国际的信用评级机构则引入偿债环境、偿债来源、偿债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等评价标准，突破顶层限制，接近更为核心和有效的信用评级。

　　有话语权才能“走出去”

　　6月，国内3家主要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中诚信证评、联合评级齐聚，给予恒大地产首次境内债券最高信用等级AAA的评价，评级展望为稳定。而一个月之前，标普将恒大地产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由BB-下调至B+。类似恒大的这种情况在国内其他企业中经常出现，它们虽普遍获得国内机构的认可，但在境外机构的评级中大多仅为“B字辈”，甚至沦落到C类评级，因此在国际市场举步维艰。

　　6月25日，大公国际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全球首部系统揭示西方评级思想体系的专著——《西方信用评级思想研究》，旨在打破西方在信用评级上的垄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更熟悉国内资本市场与企业状况的国内机构发出的声音，应该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关建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作为全球债权和资本的输出大国，理应拥有评级话语权。这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更是世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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