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沿线情况复杂。东南亚国家地理位置与我国相近、拥有超过4000万的华人华侨。并且,很多国家和中华文化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再加上原本就有的东盟组织,东南亚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中心,很容易成为一个突破点。
近日,以“加强民间交流,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会上,来自中国及印尼、文莱、新加坡、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等11个东南亚国家的200余名代表共同发布中国—东南亚民间交流合作倡议书。其中提到,以切实行动支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
东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作为与中国经贸往来最为频繁、发展程度较高、改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的区域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发挥着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
不过,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困惑不少,泛华集团李海波的疑问或许代表了一大部分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疑惑:“被日本企业垄断的东南亚市场,我们是否还有机会?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风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和金融上?”
印尼马来经济风险低
随着美国QE方向的转变,整个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分析认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并不大,资金流比较安全。相反地,中东欧国家风险较大。
据了解,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利用2008年前后的数据,通过经济指标,如短期外汇风险、长期外汇风险、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风险、能源安全风险、财政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测算出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的经济风险,按照从低到高排列,依次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智利、秘鲁、泰国、爱沙尼亚、巴西、匈牙利、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南非、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但是上述风险对东南亚一些国家而言有些是短期的,但更多的是长期风险。如印度受到通货膨胀、利率风险和能源风险比较严重,原因在于印度长期以来国内需求旺盛,但食品、安全、能源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印度长期以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另外,由于任何一项战略倡议的推行,都应该是多维互动的过程,总体而言,整个东南亚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沿线各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比较欢迎,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此态度不尽相同,如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不积极有顾虑的态度,以马来西亚、老挝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希望共建共商共享的态度,以及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态度等。
业内人士建议,首先要了解每个国家的不同态度,在走出去时候才能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策略。
小型能源项目市场大
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是否还有市场,市场还有多大?
以缅甸为例,日本在缅甸已经主导了公路、铁路、电信、银行结算、网信系统等方面的建设,我国企业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因此,企业在选择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市场容量。那么,企业又应该如何选择合适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近期发布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共同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亚太区域能源市场一体化》的主题报告,建议推动建设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三个区域性的能源共同市场,并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东亚、东南亚天然气交易中心。
东南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需求方,在能源安全通道、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地区能源交易机制等方面,与中国都有共同利益,发掘能源与新能源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例如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通过中国——东盟技术交流中心,学习我国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在水电等领域已有成功合作案例。核电方面,近日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签署了关于核电方面的合作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核电和清洁能源领域深入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奠定基础。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将共同为东盟国家开展核电能力建设活动,推动中广核设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心。企业可以紧抓此次机会,从能源与新能源合作方面着力,加快走出去步伐。
但是,由于大型工程的建设不仅涉及到经济,还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考量,实施起来比较复杂。另外,据调查,诸如大型水电站项目在东南亚国家已经饱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提到,而中小型工程还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小型火电站、小型水电站、电力工程设备等,这些项目容易受到相关国家的欢迎,且对于企业而言,这些新项目比较小,容易操作,收益快。而且,由于东南亚地区的购买力较强,政府对生物发电、清洁能源非常重视,企业可以在这方面动脑筋,例如,光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是非常受支持的,企业很容易拿到相关项目。这些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选择项目时提供了参考。
应对与策略
“一带一路”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红利,机遇远大于挑战,要抓住此次机遇,就要做好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工作。
就政治风险,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虽然南海问题比较复杂,但大局可控。政府要对各国的政治风险做好预警,保护境外资产,谨防突发性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的影响;加强定量分析,从而评估和预测各国的政治风险度和双边关系。
对于企业而言,要对东南亚各国有更多的了解,从而选择性投资,规避风险。首先要解决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用人问题,做好人才准备的同时,也要解决工作签证问题。当地的人一般不适合做的工作,就需要中国工人随着项目走出国门,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劳务签证审批流程复杂,中国工人只能办理三个月期限的商务签证,要规避其中的陷阱。走出去的企业同时也需要提升本国员工自身素质,尊重当地习俗,保护自然环境,要从每个人做起。否则,很有可能带来****烦。
其次,可以充分利用东南亚的家族化体制,做到为我所用。储殷提出一些具体做法,例如,让当地家族垄断项目的下游产业,要有外包和合资的思路等。
同时,还可以借鉴其他现有经验。例如,在东南亚推进“一路”建设可借鉴日本经验。东盟是十国集合体,整体和个体的区别非常大,不可把它当做一个整体,中国往往把它当成一个整体。而日本签了两个协定,一个是把它当成整体与东盟签了经济合作伙伴协议,也就相当于FTA,同时日本和七国又签订了个体的FTA,这是它的聪明之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孙玉红认为,其实太阳地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中国公司走出去可以学习跨国公司来中国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可以直接利用的方面是,可以发现外企来中国做公共关系和政府关系都是用当地人,如果反向推的话,在东南亚和当地的安保、政府、NGO的关系,用当地人的话会取得很大的成效,直接化解了“是你还是我”,是外来的人还是本地人的冲突。
虽然我国企业投身“一带一路”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但随着国家的针对性政策扶持,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或将逐步得到解决,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抱团不够,尤其是国有企业与民企,往往老死不相往来,个别企业之间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这对我国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建设,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有关部门在现阶段,应该引导、整合走出去的企业,组建商会等企业组织,让海外企业能够抱团取暖,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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