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希腊债务危机已历时5年，救助协议屡立屡改。每一次危机压顶和警报解除，其实都在反复提醒：欧洲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结构性错配；透支未来的高福利政策不可持续；建立核心竞争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繁荣。

　　希腊债务危机难解和纠结，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个国家，也和欧洲一体化的先天缺陷密切相关。欧元区这个人类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货币联盟，整合的是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欧洲各国。财政政策各国自主，货币政策收归欧洲央行的制度设计，带来的是经济调控政策的严重错配，为债务危机埋下了“暗线”。

　　如果在德国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欧洲央行倾向于采用稳健或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此时希腊若经济不振，则需要放松货币却不能如愿。这样，只能借助赤字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一旦增长的强劲程度不够，就会导致债务高企，风险集聚。

　　其次，欧洲普遍的高福利“趋同性”，让部分家底不足的成员国不得不“寅吃卯粮”，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认为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为CC，几乎处于垫底水平，展望也是负面。大公国际研究院技术总监杜明艳认为，希腊债务危机的本质是偿付能力不足，随着债务负担不断累积，现有福利体系难以为继。

　　在对高福利的反思上，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分析说，欧盟经济产出占全球25%，公共福利支出在全球的占比却达到50%。这种局面是难以长期维持的。要么减少福利，要么经济腾飞，否则危机终难避免。

　　本次危机之所以暂时“落幕”，也离不开希腊的多项改革承诺，包括削减养老金、推进私有化、完善税制改革等在内的药方，都指向导致希腊经济入不敷出的顽疾。

　　对于一些经济较快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希腊危机提供了有益镜鉴。高福利政策虽然格外诱人，但公共财政资源毕竟有限，如何既能用于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又要兼顾民众福祉的提升；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避免债务危机，恰恰是对各国政策智慧和执行的考验。

　　最后，从更宏观的全球经济格局层面看，整个欧洲经济总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入下行周期，各国都在整顿财政，努力增收节支，进行结构调整。这其中，具有核心竞争力，国民更加务实勤勉的国家，比如具有制造业优势的德国、具有金融和高端产业优势的英国等都率先走出危机。

　　而希腊长期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又存在人员成本偏高的问题。再加上经济结构调整缓慢，政策乏力导致产业无法跃升。这些都令希腊经济难有起色，只能长期依靠外部融资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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