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诞生于伟大的政治目标，但其有着自身必须正视的经济规律。在反复发作的希腊债务危机中，欧元的政治和经济逻辑互相冲突，这种“二律背反”决定了希腊或将成为欧元区一个难愈的长期病灶。

　　自2010年以来，希腊债务危机波澜不断。这一次，在希腊公投否决借助协议之后，希腊退出欧元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不过，在赚足全世界眼球之后，欧盟通宵会议达成的第三轮救助协议力挽狂澜，再一次维护了欧元区完整。

　　对于希腊是否应该退出欧元区，政治家总是乐观，经济学家总是悲观。这种难以融合的“二律背反”或许是欧元的“胎里病”。

　　政治家关心的是历史和未来，将欧元视为迈向欧洲永久和平的必要途径。1989年，当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西德总理科尔商讨货币联盟事宜时，两人关心的都是政治目标，即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金融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西蒙·库柏回忆说，密特朗和科尔都将经济学家视为“阻挡历史潮流的人，用专业术语胡说八道”。

　　欧元，以及更宏大的欧洲一体化计划承载着古老欧洲大陆的和平之梦。欧洲历史充满了血腥杀戮，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西方文明。因此，对政治家而言，他们有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推进一体化的历史使命感。

　　欧元自2002年诞生以来，不断开疆拓土，从11个成员国发展到目前的19个。这种不断扩容不但是为了维护和平，也是为了展示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希腊在1974年推翻军政府，在1981年加入欧共体，并在2002年成为欧元创始成员国。这种通过民主化加一体化来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希腊模式，一度被视为样板并被不断复制。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推翻威权体制加入欧共体，随后是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洲大家庭，再到目前的土耳其 、塞尔维亚，甚至乌克兰都希望通过加入欧洲来实现民主和繁荣。

　　因此，对政治家来说，希腊不能退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不能倒退，这不仅关乎欧洲和平的历史使命，也关乎欧洲屹立于世界舞台的道德高地。

　　不过，经济学家却并不这么看，再宏大的政治目标，也必须符合经济规律。2001年，希腊在各方面均难达标情况下，依靠伟大的政治目标被纳入欧元区。加入欧元区后，希腊政府融资成本大幅降低，但欧元带来的好处降低了政府改革动力，以至于希腊成为欧洲国家中治理失败的负面典型。如今，希腊89%的应缴税款被以各种方式逃避，逃税之猖獗在欧洲无人能出其右，政府腐败也令人咋舌。透明国际排名显示，2012年希腊腐败指数为36，在欧洲垫底；2014年经过艰苦改革后略升至43，仍在欧洲垫底。

　　如果希腊不退出欧元区，从经济上来看，债务问题几乎是无解。不退出欧元区，就意味着希腊不掌握货币发行权力，不能像阿根廷那样通过本币贬值来变相令债务“缩水”。如果希腊选择诚信地偿还债务，那么未来三十年，希腊每年将不得不将4%的GDP用来还债，这对于一个经济极度疲软的国家来说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过去五年，希腊经济规模萎缩了1/5，失业率高达25%，一半年轻人没有工作，政府负债总额3200亿欧元，占GDP的比例高达177%。如果没有欧盟援助，希腊就难以偿还即期债务；但如果接受欧盟援助，附加的财政紧缩措施又会进一步伤害经济，削弱希腊未来的偿债能力。希腊面临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困境。事实上，刚达成的第三轮希腊救助协议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乏善可陈，IMF前高级政策顾问巴里·艾肯格林认为，这轮救助只会让希腊经济更加萧条。

　　因此，在经济学家看来，希腊留在欧元区内，债务问题几乎无解；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但仍留在欧盟)，固然可能对希腊和欧元区经济造成冲击，但不失为一次涅槃重生的机会。例如，希腊可以通过退出欧元区换取其他国家对债务的减免，同时重新启用本币德拉马克后货币将大幅贬值，有助于变相缩减债务，并将有助于希腊提振出口和旅游业。而对欧元区来说，希腊经济规模仅占欧元区2%，欧元区防火墙已经足够强大，应能应对希腊退出的外溢效应；而逼迫希腊退出还将以儆效尤，让其他欧元区国家更加注重自身财政纪律。

　　德国一直在暗示希腊退欧的可能性。在上周末的第三轮救助谈判中，德国首次抛出了希腊暂时退欧的方案。德国财长朔伊布勒本周公开表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果不减免债务希腊危机难以解决，但减免债务与欧元区国家身份不符，因此希腊应暂时退出欧元区。

　　很多欧洲政治家认为，经济学家们高估了退出欧元区的风险，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欧元区一体化的决心。但经济学家认为，恰是这种不切实际的远大目标阻碍了欧元作为一种经济机制的健康成长。

　　考虑到欧洲政治家的历史使命感，希腊退出欧元区短期内很难成为一个被严肃考虑的选项。但欧洲政治家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自1822年独立以来总共爆发过五次主权债务违约，处于债务违约状态的总时间长达90年。也就是说，自独立以来，希腊大概有一半时间是处于违约状态。展望未来，这个南欧小国也实在难以找到任何重拾经济竞争力并清偿债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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