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在经济合作方面磕磕绊绊。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瑜亮情结”。

　　印度正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可是，中国高速铁路企业始终无法进入印度市场。可以预见的将来，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会大量地使用中国的资金，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要想进入印度开拓市场却困难重重。虽然两国政府首脑在加强经贸合作方面签订了一系列的协议，但从整体上来看，印度宁可选择其他国家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也不会给中国的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这是传统的地缘政治关系发展带来的后果，也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合作中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合作应当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印度应当按照国际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给中国公平的投资机会。不过，这些学者可能忘记了，世界贸易组织所确立的各项规则并不适用于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或者换句话说，在印度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所有企业适用的规则都是相同的，但是，规则的执行却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中国和印度之间这种令人尴尬的经贸关系将会长期存在，中国要想投资印度，改变目前这种被动的状况，必须选择第三方合作平台。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以及金砖国家银行的组建，为中国和印度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带来良好的契机。中国可以借助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力度，由于印度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占有股份，而金砖国家银行的行长由印度人担任，因此，印度不会排斥两个区域性金融机构投资印度。但是，中国和印度除了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进行金融合作之外，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要想进入印度，恐怕还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笔者的观点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政府应当鼓励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出去，通过在其他国家设立投资机构，间接地向印度市场投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除了设立金融平台之外，还应该在海外设立投资平台，通过设立跨国投资公司或者具有中国投资背景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司，转而向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寻求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面临歧视问题，而且会面临各种各样看不见的投资壁垒。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尽快实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通过第三方平台增加对印度的投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政治风险，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具有中国背景的企业进入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典型的中东传统国家，近些年来，沙特阿拉伯扩大了对外投资的规模，但是，这个中东国家并不直接向其他国家投资，而是在美国、瑞士等一些国家设立投资机构，以这些国家企业的名义对外投资。这种设立跨国投资平台的做法，一方面可以减少政治上的困扰，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散投资风险，实现对外投资利益的最大化。

　　当前中国的主权投资机构主要职责是确保国家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从长远来看，国务院应当鼓励中国的非金融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大型投资机构，通过股份的多元化，降低投资风险，改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效率。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管理机构，应当尽快实现职能转变。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尽快制定《国有企业法》，逐步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辖的国有企业集团改组为国有投资公司，并且逐步实现国有投资公司的市场化运营。今后国务院组建的大型国有投资公司应当在海外设立投资机构，或者通过和海外的金融机构合作，组建跨国的投资公司，由跨国投资公司逐步向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加大投资力度。印度可以拒绝中国的直接投资，但是，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投资集团大规模的投资，印度不可能视而不见。中国需要建立可靠的投资平台，以跨国投资机构的名义，在印度市场上大显身手。

　　中国国务院总理已经和法国总理签署了共同设立投资机构向第三方投资的协议，这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降低风险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向印度投资的主要渠道。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和法国共同设立的投资机构将会在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方面获得订单。

　　不少学者担心，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亚洲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会不会因为亚洲国家政局的变化而变成呆账坏账，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许多亚洲国家政局不稳，经济发展起伏不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较长，投资的规模较大，因此，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那么，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有可能会血本无归。中国要充分看到印度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也要加强风险管理。如此，才能防止基建投资变成不良资产，也才能使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者跨国的投资平台对印度的投资获得较好的收益。

(责任编辑：DF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