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官方的劳工统计局从1948-2013年的统计数据，美国企业非管理层的实际工资在1970年代初就陷入了停滞，此后基本维持于该水平。同时，美国劳动生产率继续上升，增速放缓，形成了以兼职、低福利和低收入为特点的服务业盛行的局面。用低生产率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取代了高生产率的制造业，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即形成于此。

　　对此，8月16日美国《华尔街见闻》刊载的金融博客bawerk.net一文《美国经济结构重置引发新一轮危机？》(作者林建建)进一步指出：“由于超发货币以支撑国际消费，美国劳动力市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的群体在服务业实现就业，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实质性地创造了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如果说日本、德国和中国因为制造业强大过分依赖出口，美国则因为过分依赖服务业而导致工资增长缓慢。在这位作者看来，美国不得不经历一场金融危机，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根据1944年7月由西方主要国家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体系依赖于美国强大的黄金储备和外贸顺差，则外贸顺差依赖于美国二战中形成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形成了以美元优势为中心的美国金融优势。然而，伴随着主要大国的复苏和发展，美国全球优势日益丧失，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此后的美国，不但没有意识到复苏制造业、确保制造业全球领先地位，反而利用美国在全球的相对优势地位，滥发美元，追求眼前利益，这样，在畸形的经济结构下，美国就业质量指数悬崖式下跌。

　　美国应当面对现实。如果印度、巴西、中国等国的制造业能如德国、日本这样强势，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将会更加困难。逻辑在于，一旦全球制造业大国比比皆是，复苏起来的美国制造业如何出口、国内有限的内需如何支撑本国的制造业都是大问题。对美国这样一个曾经全球无限风光的超级大国来说，在优势中走向衰退，似乎到了通过改革力挽狂澜的时刻。

　　可是美国未必具备这种能力。美国经济学家弗莱肯·施泰因和希恩所著的《格林斯潘的泡沫：美国经济灾难的真相》一书，援引格林斯潘从1987-2006年这19年间在议息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和对国会所作的证词，展示了格林斯潘一系列“最具破坏力”的失误。

　　实际上，格林斯潘一再连任美联储主席，与美国历届总统的支持有关。从里根到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政府，即便来自不同的阵营，都对格林斯潘的能力深信不疑。如果说共和党素来支持小政府，对政府的制造业布局充满警惕，民主党则更倾向收税和减少工作时间以讨好美国的工薪阶层，服务业相对制造业的优势更是他们所乐意看到的。换而言之，两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的某些眼前利益都“依依不舍”，不怎么关注产业转型这个长远利益。

　　甚至还可以说，在美式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对经济结构转型不可能有多么大的主导能力。相比德国等国家，美国更多表现的“市场失灵”、而不是“政府失灵”，由此为了产业结构调整，迟早爆发更大经济危机。在这方面，2015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无论候选人是如传统那样“中规中矩”，或者如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奇葩”，似乎都有意无意回避这个问题。

　　倘若认真观察新航路开辟后主要大国的兴衰，一个兴衰定律呼之欲出：曾经的一流大国，因路径依赖，固步自封于现有成就导致进一步发展动力丧失；例如西班牙因海军强大奢侈浪费、衰落于没有抢占工业革命优势，英国有了工业革命优势却在成为“日不落帝国”时陷入金融权贵资本主义转型困局。这条定律，可谓大国兴衰的“铁律”。

　　所有的一切，其根源都在于低劳动生产率的服务业窒息了高劳动生产率的制造业，从而让国民经济失去了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机和抢占国家一流竞争力的最后机会。看来美国亦难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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