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新闻曝出有人因病因灾生活无以为继时，社会上就会有好心人自发为其捐款，同时也会有人质疑，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何不能在此发挥作用。

　　这样的质疑与捐款一样，本质都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确实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美国直到2010年才通过了奥巴马提出的医保改革法案，将医保覆盖率由85%提升至95%。德国早在1881年威廉一世便在“皇帝诏书”中提到了“社会保险制度”，宰相俾斯麦更是于1883年到1889年间先后创建了法定疾病保险、法定事故保险和伤残、养老保险，随后，《职员保险法》于1911年颁布。德国完善的社会保障逐步在这样的框架上构建起来。

　　有关德国医疗保险制度的例子网络上俯拾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自然是看病几乎不花钱。而且，德国的医保不但可以自己受益，没有工作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可以挂靠在在职家庭成员的医保上享受同样的服务。此外，德国医保还分为私保和公保，公立保险例如Techniker Krankenkasse(简称TKK)是非营利的。2013年我曾收到一封信，信中说由于近几年TKK收取的保金比他们报销的医药费多，因此决定按照入保时间退回部分保金给客户。虽然之前公保也曾奖励全年没看病的客户，或报销客户部分健身费用，但这次无条件地得到了一百多欧元，算是真切体会了一把“非营利”。这也让我感受到德国能够那么早就建立全民医保的原因——他们可以将一件理想化的事情一直坚持做下去。

　　同样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还有失业保险制度。从业人员交满两年失业保险后，如果失业，可以去劳工局申请一年的失业金，且由其继续代缴医疗保险，劳工局还会免费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及岗位信息，帮助其提高就业机会。而对于那些长期失业的人，劳工局则会提供最低的生活保证金及住所，以便他们能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德国最初设定这样的福利制度是考虑，与其增加成本去维护因贫困导致混乱的社会秩序，不如由政府直接负担无生活来源人口的基本开支从而减少因此引发的混乱。

　　这些保障制度看上去人性至极，但维持这样的体系也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及生活的不便利。医保体系的完善实际是建立在对高收入人群昂贵的医保缴纳制度上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公立医保每个月在从业者的收入中要扣除一百多至几百欧元的保费，私立保险虽然在初期保费较低，但随年龄增长也会迅速攀高并明显超过公保费用，且一旦加入私保，大多数情况便无法再回到公保体系中来。同时，为了防止过度医疗，患者看病需先预约家庭医生，处理不了时才会将患者分诊至专科医生那里，当然，也需要预约，运气差可能约到一两个月之后。不过不用担心，通常家庭医生会告诉你，只需要“回家好好休息几天”便可。

　　至于低保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少数“向往自由，不被生活束缚”的人。这些人拿着低保金却时常坐在桥头或者地下通道，向过往的行人讨要“烟酒钱”。很多纳税人都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些人的生活“埋单”。但也有些人由于短时期领取过低保金，当他们再次试图找工作时，这样的经历却往往由于低保人群普遍较低的社会评价成为一个明显的减分项，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我身边曾有一个长期领取低保的德国朋友，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很快就被同事排挤而无法继续，无奈只好回到原来的生活中，由于这种无望的生活，精神已异于常人。而这个人，却是个经济学硕士。

　　任何制度总有它好的一面，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因噎废食，但也不能仅看到它的优越而忘记它的建立是需要基础和条件的。德国靠其长期以来积累的技术和科学优势稳稳地占据着经济生态链的上端，出口大量高附加值产品换取的财富使其能够负担如此理想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便如此，随着近年来国家环境竞争压力的增加和难民的涌入，这台欧洲经济的发动机也开始出现杂音。理想与现实的较量和妥协始终都是一个问题，如何取舍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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