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分析人士指出，这可能意味着，下一阶段在收入分配、户籍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将加速推进，中国经济步入转型的关键时期，新一轮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双轮驱动，为此，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打破多年来约束国内居民消费的桎梏，释放消费潜力，以消费为抓手切实有效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

　　30多年来，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央高层指出的改革红利论也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经济增长模式看，原有的投资和出口拉动模式亟待转变为消费和投资拉动模式，其中，提升消费率是重点也是难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总体呈现下降态势。197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48.79%，上世纪80年代基本在50%左右波动，但到2011年已降至38.5%，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低固然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储蓄习惯等有一定关系，但约束居民消费的体制性障碍也是重要原因，新一轮改革也应从此着手破解促消费难题。

　　首先，应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结构性减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居民能消费。当前，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正在制定，相信出台后将有利于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在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应注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这就需要实施结构性减税、控制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等配套政策。专家建议，应尽快制定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方案，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目前大约占23%，若在此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 ，到2020年将达到40%以上，规模扩至6亿人左右。

　　其次，应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比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居民敢消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比例的提升意味着社会安全网的健全并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据测算，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将提升0.2个百分点。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为此，今后应继续加大在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住房、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投入，尤其要统筹城乡发展，向农村、西部地区、困难地区倾斜。

　　还有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却处于“半市民”的状态，其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如果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变城市中的二元结构，让农民工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令其消费水平真正市民化，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

　　第三，应推动消费产业转型升级，扶持国产品牌，增加有效供给，让居民愿意消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将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但国内的消费产业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升级，则难以分享这一场消费盛宴，投资结构也难以优化。当前出现的国产消费品在质量、安全、健康、品牌等方面难以较好满足消费需求甚至导致消费外流的情况应当予以重视。

　　出国消费可能还与进口关税等其他因素有一定关系，但说到底是国内企业的产品无法满足消费需求，有效供给不足。应加强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监管，让居民更放心满意地消费。与此同时，应扶持国产品牌，进一步增加有效供给。在一些领域，中国企业的制造水平在全球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由于缺品牌、渠道等，最终只能是为国外品牌代工，其顺利转型可能意味着一批新的消费龙头企业崛起。

　　展望未来，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消费必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持久而有效的动力。当然，改革也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需要执政者的大智慧 、大魄力，需要全社会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在完善顶层设计的同时加强政策的细化和切实落实，中国经济必将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