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季度后，我国经济结束了2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有人估计今明两年年增长率将达到9%或更高，显然是高估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对本报记者表示，去年四季度属于由存货调整引起的短周期回升，今年1-5月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这次经济回升属于弱回升。

　　刘世锦对本报指出，三年之前，国研中心曾经预测我国经济增长将由有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到中速增长阶段。近两年来的诸多事实表明，并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推论，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在刘世锦看来，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上述弱回升态势，并未改变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行的态势。“至于说短周期回升何时见顶？这要看今年三季度以后的经济走势。如果短周期与中长周期同时向下，增长速度快速下滑的可能性增加。”

　　刘世锦认为， 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既要防止“推高”，也要防止“快落”。他建议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为“托底”而非“推高”，守住底线，避免大起大落，实现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

　　《21世纪》：从长时段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是否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刘世锦：三年前，我们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提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进入一个中速增长阶段。

　　提出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二战以后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等，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平均在30%左右。中国的增长路径与这些经济体相似，而中国的按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到2013年将接近10000国际元。如果上述规律在中国有效的话，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人口、劳动力等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我们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目前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产能过剩的压力。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到需求边界，就会形成产能过剩。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业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长期需求峰值。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出现“真的”产能过剩。

　　如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峰值出现在2015年，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但今后一些年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省市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在全国排名中处在后几位。实际上，它们的增速回落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些省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的上面说过的11000国际元。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总之，这些事实表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并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推论，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最近两年，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潜在增长率大概在7-8%的水平，之后将会稳定在中速水平上。这个中速水平是多少，将会有一个寻找均衡点的过程，我们估计应该是在6-7%之间。

　　《21世纪》：应当如何认识这一经济增长转换的性质？

　　刘世锦：我们以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规律，按规律做事就是正确的。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处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的潜力，与更多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会看的更为清楚。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第三，今后一些年，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居民收入增速将有望超过GDP增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有望改善。还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长速度降到7%或再低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可望如期实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按现价美元计算得到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很大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 ，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用“硬着陆”或“软着陆”等概念描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容易产生混淆。中国经济正经历的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而非同一平台上的短期波动。此类概念较适合于后一场合，而在前一场合，使用此类概念易于产生这样的推论：既然已经“着陆”，接下来就应该再次起飞，重返高增长轨道。这显然容易产生预期误导。

　　“托底”而非“推高”

　　《21世纪》：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此前市场对于一季度GDP增速的预期为8.0%，相比2012年第四季度 7.9%的GDP增速而言，略显回落。那么，在经济增长转换的关键期，未来经济增速是否存在大幅回落的风险？

　　刘世锦：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的转换往往不是一帆风顺。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曾出现过大的波动。其原因是，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人们的预期产生混乱，情绪波动较大；短周期(存货调整等引起)变化与中长期周期变化相叠加，经常会听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企业、政府及其他行为主体容易保持增长惯性，调整滞后，如此等等。

　　从近期看，有两种易于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有可能助长这种倾向。特别当短周期回升、而中长周期实际依然向下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乐观的预期。在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中，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另一种情况是“快落”。特别当短周期和中长期周期同向变化时，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012年上半年一度曾出现这种状况。2013年当短周期上升结束开始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这时被迫调整，而一旦进入下行轨道，又可能出现“快落”，正所谓“大起大落”。

　　提出潜在增长率下降，强调增长阶段转换，并非不重视增长速度，而是为了在认清增长规律的基础上，有效保持必要且可能的增长速度。这几年我们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21世纪》：为了防止宏观经济的快落，应制定怎样的宏观政策？

　　刘世锦：这一时期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两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以六项改革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21世纪》：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这一新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刘世锦：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主要是通过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流动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后将主要通过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转型升级、优胜劣汰，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简单地说，如果过去主要是“铺摊子”，今后将主要是“上台阶”，过去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经营”，今后将重点是“精耕细作”。

　　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一系列新增长点。第一，基础设施投资。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

　　第二，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

　　第三，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日、美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

　　第四，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

　　第五，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通过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如与基本建设能力相关的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投资等。

　　此外，还有创新。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

　　《21世纪》：上述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要使其逐步变为现实，应该如何围绕新增长点推动改革？

　　刘世锦：首先，以放宽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为突破口，发掘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潜力。

　　其次，以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突破口，稳步而持续地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不仅仅是花钱消费，更重要是创造财富。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都会集中于发挥集聚优势、提高生产率这个基本问题上。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应当以提高城市的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财税等制度改革，让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起来，促进优化配置，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再者，以形成一批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重组和升级。中国究竟哪些行业能够胜出，最终取决于国内国际的市场竞争。这将是一个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提高效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基本职责是促成和保护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参与重组购并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供政策支持，并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如何处置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也是政府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

　　同时，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消费的主导力量。这一势头将得以持续。应当通过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发展消费金融等措施，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其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促进在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均等，提高社会的纵向流动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更多的创造财富而扩大消费。

　　第五，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和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全球化机遇，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来都是国内国际相互促动的过程。国内的诸多改革，都是通过对外开放而推动或“倒逼”的。这一条经验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以与有关国家达成自贸区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带动国内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等。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并使之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

　　此外，以涌现一批创新型的行业领先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出现一批创新型的领先或龙头企业。为此，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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