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在2014年经济成绩单上，7.4%的GDP增速印证了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质量比速度更重要。今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了7%左右。

　　7%，这是自2008年GDP回落至9.6%(2007年GDP同比增长11.4%)后，又一个颇具“分水岭”意味的经济增速。

　　7%，对于“新常态”之下的中国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个完全主动降速的过程

　　中国经济降速早已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趋势，这既有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也与世界整体经济环境有关。但是，在这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转换中，始终有两种担忧围绕着中国经济：一个是“硬着陆”，另一个是“通缩”。

　　2012年、2013年、2014年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将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7.5%左右，2012年GDP实际增速为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4%。7.8%和7.7%的GDP增速打破了对于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的预言，但是7.4%的增速则让“通缩”的担忧增多，尤其是2015年前两个月CPI和PPI数据的走弱，难免会引起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担忧。

　　其实，2014年在经济增速换挡和产业升级的双重要求下，既不要让经济过于失速，又要在此目标下将更多精力用在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上，并且实现了1300万的新增就业，7.4%已实属不易。

　　在2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加快部署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以公共产品投资促进“稳增长、调结构”。这次常务会议还进一步确定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面对经济的下行风险，政策扶持的力度重点在实体经济上。近期连续的降准和降息，也是在用货币政策放松来给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

　　从2008年的9.6%到2014年的7.4%，经济增速换挡是一个从被动降速到主动降速的过程，中国经济所经历的这一阶段转型是艰难而痛苦的。经济增长目标从7.5%降至7%，则是一个完全主动降速的过程，在对经济下行容忍度提高的同时，经济的“底线思维”更加清晰，就是要保证经济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应该说，今年7%左右的目标充分考虑到了就业需要和增长的可能，并且留有一定的弹性余地。

　　经济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需要

　　从经济的实际运行来看，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正在逐步增多，并且很多是互相交错关联的：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依然严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入还债高峰，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这些老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有些问题甚至还有所加剧。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企业库存大幅增加，财政和金融风险开始暴露。

　　面对7%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现实经济环境中的诸多问题，还有一种担忧，那就是7%能否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显示，2005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吸纳就业80万人，而2013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140万至160万人。2014年前9个月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就业可以提前完成目标，这说明经济结构的转型正在发挥作用，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给就业提供了巨大空间。

　　因此，7%左右的经济增速，应该就是保证1000多万新增就业和经济换挡过程中不出现过快下行的一个“底线”。当然，经济在7%左右出现波动都是正常的，只要不出现过于猛烈的下行，就应该都是一个“合理”的增速。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2014年9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561万人，同比增加169万人，增长1.0%。这一数据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是产业升级和淘汰过剩产能，还更多地实现着人的居住和发展的变化，新型城镇化正在让产业和就业都发生变化。

　　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要在保证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增速前提下，也给经济结构调整留出一定的空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这场转型，除了经济自身调整的必要性，实际上也给了中国告别高速经济增长政绩思维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前那些高库存、高过剩的行业很多都与过去的高投资以及背后的“唯GDP论”有着密切关系——以GDP的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这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和城市问题。

　　2013年以来，在中央屡次强调不简单以GDP论英雄的背景下，中国多个省份已对市、县(区)的考核进行了调整。据报道，全国31个省份，有29个省份主动降低了GDP的增长目标，上海甚至取消了GDP的增长目标。在整体经济换挡的过程中，经济增速不再是惟一的绩效指标，但也不是单纯地将经济增速慢下来，而是在用降速来实现有质量的增长，也就是经济换挡不失速。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要实现“换挡不失速”，就要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的引擎。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及要打造经济的“双引擎”——创业创新的新引擎和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企业要升级和技术创新，就需要资金，除了企业自身的投入外，还需要在金融特别是贷款支持，以及加快落实企业研发费用、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等试点也要继续扩大，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于企业创新十分必要。

　　正在转变和创新的，还有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届政府的调控已经有了三个非常明显的改变：一是政策定力增强，二是提出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三是逐渐适应经济放缓“新常态”。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明确，2015年将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加了句“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近期连续的降准降息，让货币政策的“宽松”表现得愈加明显。

　　2015年经济要达到7%左右的增速，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发力肯定是不够的，“稳增长”更需要财政政策发力。国家统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中央政府2014年财政盈余实际上超过了2013年，财政收入的增速仍超出财政支出的增速。

　　除了减税，财政支出的增加显得也很紧迫。特别是对稳增长来说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在发力。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发改委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7大基础设施项目中，2015年投资超过7万亿元。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进包括重大水利工程在内的公共设施建设，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民生证券最近的一份研报预测，维持2015年GDP7%的增速也需要近13万亿元的基建投资，而预算内的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和预算外的融资平台等渠道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资金需求，估算2015年基建投资缺口大约为4.5万亿元。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4年12月29日至30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2015年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力度，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确保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支出。

　　7%背后的含义

　　其一，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还在微调过程中。

　　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而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预期目标是7.5%左右。GDP实际增速的变化，是本世纪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标志性变化之一。

　　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实现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金融危机的2008年，经济增速从上一年的14.2%回落到9.6%，2009年再降至9.2%。2010年由于采取大力度刺激政策，增速回升到10.4%，但这种回升明显后劲不足。2011年经济增速回落到9.3%，2012年和2013年继续回落到7.7%。

　　这种变化说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适应新时期国内国际经济运行环境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在调整中。同时，增速回落幅度的日渐缩小，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合理的增长速度轨道。

　　其二，经济调整的战略回旋空间仍然充分。

　　中国政府之所以敢于连续降低预期目标，除了决策者的果敢和胆识，关键在于目前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强大而坚实的战略调整空间。

　　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个闯入10万亿美元大关的国家，而且稳居世界第二的位置，是第三名日本GDP的两倍多，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印度的五倍有余。

　　例如，2007年是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水平最高的一年，较上年增长14.2%。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换算，全年GDP中新增GDP约合7944亿美元。2014年虽然是新世纪以来增速最低的一年，7.4%的增速，大约只是2007年的一半，但GDP的新增量按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为8665亿美元。这说明，目前规模的中国经济，即使按照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也能达到或超过7年前14%左右高速增长的规模效果。

　　在中国经济进入经济调整的新阶段，尽管人均水平仍然偏低，但中国经济在总规模上已冲入并稳居全球国力竞争的“第一方阵”，还掌握着3.8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大缓解了国内外各种压力对中国经济战略大调整进程的干扰和冲击。这是全球经济危机深化中其他竞争对手所无法拥有的巨大物质和心理优势。

　　其三，7%是可以期待但仍需争取的新常态“中高增速”。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按照全要素生产力分析测算，在今后大约10-15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潜力。举例说，按照未来十年电力、交通和城镇化需求的指标预测，仅2013年至2022年间中国新增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高达75万亿元，相当于2014年GDP的1.2倍。

　　再比如，中国国内市场巨大而且发展不平衡。即使国内人口相对较少的西北五省份，其人口总规模也相当于两个韩国、半个日本和三分之一个美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能够贡献的增长空间和机会非常可观。

　　当然，7%的增速仍然只是潜力，这种潜力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实现多高的增长水平、持续多长时间，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未来改革演进的变化和影响。直白地说，就是如何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成功践行到底。

　　其四，改革创新释放的制度红利，是7%的根本保障。

　　过去30多年，“中国奇迹”得以实现的普遍共识就是改革红利的释放。如果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需要比前30多年更加重视持续不断地创造制度红利，以保障源源不息的增长动力。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和货物贸易国。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需要改革的领域任务繁重。而且，一些过去高增长阶段可以仰仗的手段和措施，例如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深度行政干预，已经很难符合经济“新常态”的时代要求。而中国经济类似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依赖等趋势，变得尤为突出和紧迫。

　　可见，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以创新驱动战略实现中国经济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不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成败关键，更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周期平稳向7%左右中高速增长水平转换的根本保障。

　　其五，要实现7%，需化解新常态增速转换期三大风险。

　　在经济新常态的增速转化期，由于预期不稳、前景不明，容易出现短期快速下滑或剧烈波动。因此，宏观调控最艰难的挑战之一，就是在避免“过度刺激”和“放任下滑”两种调控倾向中，恰到好处地拿捏准确合理的增长速度，并确保调结构转方式取得切实成效。

　　当前国外局势瞬息万变，国内需要化解的问题不少，必须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增速调适的进展状况。这个过程中，如果预判和调控全局的警惕性不高，政策应对不力或者不及时，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

　　这其中，尤其要重视处理好三大风险：其一，经济发展下行调整阶段可能暴露的金融风险；其二，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社会矛盾逐步凸显的社会风险；其三，增长转换期无法顺利实现增速对接所导致的落入增长陷阱风险。

　　7%究竟意味着什么

　　处在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有所放缓，但仍运行在合理区间。看待一季度7%的增速，需要克服转型焦虑，保持理性客观，方能洞悉中国经济冷暖，辨清中国经济前行大方向。

　　诚然，GDP在经济指标中最受关注，反映了一国经济总体表现，也是衡量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奔跑，许多人习惯性地把增速当成解读中国经济的唯一符号。

　　但是，经济发展不仅是增长速度和总量扩张，还要看其他指标，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效益提高。如果观察中国经济只看增速，就可能一叶障目将部分数据增速减缓误解为经济发展全面低迷，甚至得出中国经济衰退等错误结论。

　　用比较眼光看，7%的增速并不逊色。横向上，中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保持7%的增长，年度现价增量达8000多亿美元，比5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纵向上，中国经济增速在发展中国家中仍居前列，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更是独占鳌头。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表现为发展方式上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发展动力上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改革和创新成为最强劲的引擎，迈向更高级的形态、更复杂的分工、更合理的结构。

　　这种变化清晰反映在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上——投资增速回落，但消费增速保持稳定；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主要内需指标仍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增加值表现疲弱，但服务业占比又有提高。降与升的鲜明对比，恰恰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正逐渐增强，新的竞争优势正逐步形成。

　　从心理感受看，增速的调整并未影响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如果说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速被动下滑，带来一定范围的恐慌和迷茫，那么新常态下追求转型升级而选择主动下调指标，彰显的则是从容与自信。

　　一季度增速下滑的同时，就业、物价等底线指标保持平稳态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连续跑赢GDP；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飙升41.3%，消费欲望保持旺盛；铁路货物发送量同比下降，旅客发送量却阶梯上升，更多人选择出行和旅游。可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向好，人们的心态依旧积极，市场保持繁荣，活力更加充沛。

　　理性看待增速并非不要增速、轻视增速。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让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如果经济因降速过快、过猛而失速，发展和稳定就无从谈起。

　　新常态下，保持发展态势面临诸多挑战，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债务违约等潜在风险，对经济健康平稳构成潜在威胁。要采取更有效措施，把稳增长当作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用好多种政策工具，守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我们应该给中国经济一点时间和耐心。

(责任编辑：DF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