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底线，必须守住。这个必要的增长速度就是7%左右。只要保持这个速度，就可以确保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涉及经济、社会、司法、民生领域的改革举措正在落地，正在给中国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仅仅是政府简政放权一系列改革举措，就已经给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正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的开放型经济将会逐步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新动力，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而且也将重新构建一个友好的周边环境，推动互利共赢局面的形成。

　　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处在一个调整、分化、变革的新阶段，无论是经济结构、经济动力、经济机制、经济利益都在发生新的调整与变化。这种调整与变化，至今还处于进行时，尚未完结。

　　可以用“一、二、三、四”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做一个粗线条的扫描与梳理。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特殊阶段

　　所谓“一”，就是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的特殊阶段，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关键阶段，也是一个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艰难阶段。从这样一个阶段特征出发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句话，增长有底部没有高度。所谓有底部，就是为了保证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是底线，必须守住。这个必要的增长速度就是7%左右。只要保持这个速度，就可以确保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因而，宏观政策的基点就是以服从这一需要来考量和完善。眼下看，只要政策有更大作为，这个底部是有条件、有能力守住的。一是政策运用有较大回旋余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都是有余地、有空间，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货币政策，无论是利率工具，还是存款准备金工具，或是其他更灵活的货币工具，都有更灵活更有弹性运用的余地。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利率是高的，有下调的空间；与通胀率比较，银行利率也是高的，同样有下调的空间。同样，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也还处于非正常的高位，明显高于8%—10%的正常标准，有较大的下降空间，更何况，伴随储蓄保险制度的实施，存款准备金率更没有必要保持目前这样的高位，应该大幅度下调。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可以减缓经济爬坡过坎给企业生产经营所带来的各种阵痛。就财政政策而言，虽然面临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和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压力，但从整体上看，无论是调整税费负担，还是扩大政府公共建设债券，都有一定的余地。从政府的资产负债角度看，不可否认，现在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存在较大的债务规模，一些地方甚至还处于较为严峻的状态，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之内，都是一个资产最丰富的政府。数据表明，中国政府目前拥有的国有金融资产120万亿元，拥有的中央企业的资产30万亿元，拥有的地方国有资产20万亿元，还拥有60万亿元的土地资产；再看看它的债务，显性的债务中央政府有10余万亿元，地方政府有20万亿元，加上各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与服务领域的供给缺口还有10万亿元需要弥补，这些加在一起，政府的总体债务余额就是40余万亿元，明显小于政府资产，应当说政府还债还不是一个突出问题；从负债率看，相对于我们每年新增长的经济产出规模GDP来说，2014年的规模已经达到63万亿元，2015年有可能达到70万亿元，负债率也还是处在可控的范围，明显小于美国、欧洲和日本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因此，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出现全局性的债务危机而影响发展，这种判断是不成立的。现在就看中国政府能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优化中进一步见到成效，能不能让政府的资产更有效地发挥好作用。所以，财政政策也是可以有所作为，在稳增长中做出更大贡献。二是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基本稳定的，城市化、工业化、区域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没有逆转，继续是推动中国经济的基本动力。进入大调整、大分化、大变革的中国经济，新的成长格局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以互联网+经济为主体的新经济的发展在快速地成长，今天的中国经济应当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经济体在新经济领域，也就是所谓的移动互联网+经济、智能经济，以及高端制造业等方面，中国的发展都是超规模、超速度的，在世界范围之内已经走在前列，而不是落在后面，至少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可以说，伴随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发展进程，由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解放和发挥，创业创新成为时代浪潮，使得在新经济领域能够迅速地成为规模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新动力。所以，对能否守住经济增长的底部，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确实没有增长的高度。因为四个条件有变化，一是发展阶段变了，已经由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在低收入阶段形成的生产体系已经不能够适应中等收入的市场需求变化。二是市场变了，由短缺转变相对过剩，或者相对宽裕，也就是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短缺时代，生产成为主要问题，过剩时代，市场成为主要问题。三是外部环境变了，总体上由过去相对有利变为相对不利，竞争压力明显大于过去。四是游戏规则变了，由过去速度型、粗放型转变到效益型、集约型，这种变化体现在党和国家指导经济工作、认识经济工作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发生新的变化，要求去掉不顾环境的黑色GDP增长，去掉不顾生命安全的带血的GDP增长，去掉透支后代福祉的高投入、高消耗、高债务增长，追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绿色发展，实现与民众福祉改善相结合的人性发展。这种游戏规则的改变，对过去习惯一味地突出GDP增长的行政体系、习惯于权钱交易的政商关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这四个变化，说明眼下中国经济不可能再重复过去大家所看到的、所习惯的GDP一马当先的快速成长的格局，这种格局已经过去了，我们正在开创经济新常态。

　　中国正在搭建两个平台

　　所谓“二”，就是中国发展正在搭建两个平台，上演两场大戏。一是国内正在搭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平台，上演升级版中国发展的大戏。包括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大胆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在宏观上实施简政放权改革举措，尽可能地把微观基础进一步激活，通过企业与民众的创新创业、通过市场化改革去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传统产业改造的增长引擎，打造新兴产业发展的增长引擎，以实现产业的升级、发展的升级。这一台大戏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能够演成功，因为制定中国制造2025的工业规划，推动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破垄断、解除管制等举措，都意味着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的各种的部署已经拉开帷幕，给我们预示着这个前景是会到来的。二是国际正在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平台，上演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大戏。我们可以看到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主线，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作为重要内容，以自贸区建设作为制度安排，以创立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投融资平台作为支撑，推动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的国际化战略已经开始稳步实施。可以预期，中国发展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全球化发展新格局，这台大戏的上演成功，一定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空间、新的动力和新的成长，值得我们去期待。

　　中国发展出现三个新趋势

　　所谓“三”，就是中国发展正在出现三个新趋势。一是跨国经营的发展新趋势。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衡量一个国家的强盛，不是仅看它政府力量的强大，而是看它企业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强大，也就是看它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之内数量的大小和竞争能力的强弱。今天的中国，伴随着一台全球化大戏的上演，中国企业、中国投资者将有更为便捷地走向世界的条件，形成全球配置资源、全球组织生产、全球进行销售的这样一个跨国经营的新发展趋势。我们的企业家应当顺应这一趋势，及早谋划全球发展新格局，实现跨国经营新发展。二是跨界融合发展新趋势。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趋势正在强化，也就是一方面围绕着移动互联网+现代金融+产业这条线的跨界融合正在大步地向前，借助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借助现代金融制度的工具和产业的结合，一定会催生中国产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格局。另一方面就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实现产品研发设计到制造到市场营销全价值链条的融合。可以预期，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的界限、制造业的界限已经不会再像过去泾渭分明，而是相对模糊，形成一个从设计研发到制造、到销售整个价值链完全的整合，大幅度提升企业发展价值，这种发展趋势已经出现。我想这个跨界融合的趋势一定会催生传统产业的新发展和催生新经济的更快发展。三是跨所有制发展新趋势。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是一方面国有经济背靠着国家财政，背靠着国家金融，它拥有强大的实力。而它最大的不足就是缺乏活力，而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民营经济有巨大的活力，而缺乏相对的实力，整体上民营企业发展实力还是薄弱的。因此，打造一个实力+活力的中国经济新动力的局面就成为时代新要求，也就是发展混合经济新趋势正在展现在我们面前。可以预期，这种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趋势，一定会在中国经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改革中间催生一个新的局面，推动中国经济新的发展。

　　发展的四个红利正在积蓄中

　　所谓“四”，就是中国发展的四个红利正在积蓄之中。眼下，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看法是因为只看到以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在消失、减弱，没有看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红利正在形成。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形成四个新的红利。一是人口质量红利。不可否认，人们所认识到的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但是中国人口质量红利正在逐步地形成和释放。这些年我们国家实施的加快教育、加强培训的政策措施，已经见到了很大的成果，每年六七百万的大学生毕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数据，劳动力大军的整体文化素质有较大的提升。可以预期，新经济的发展和各种变革会给这些受过教育、受过培训的人提供一个更适宜创业的新机会，从而转化为发展的新能量，代替过去传统的只靠拼劳动力数量的红利。二是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就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做出了全面部署，拉开了新一轮中国改革的序幕。涉及经济、社会、司法、民生领域的改革举措正在落地，正在给中国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仅仅是政府简政放权一系列改革举措，就已经给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正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比如公司注册制的改革，就极大地激活了创业热情，给企业家和投资者提供了门槛更低、形式更灵活、申办更便捷的条件。三是全面开放的红利。过去中国依靠低成本优势和政策便利优惠，抓住世界经济全球化机会，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积极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积极利用境外投资资金政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中国制造飞速发展，短短30余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世界第一出口贸易经济体，是推动了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动力。而今，这个动力已经正在减弱。伴随着国内经济全球化大戏的上演，我们正在创造着一个新的全面开放的红利，这就是企业走出去，全面融入国际经济舞台，实现在全球配置资源，全球组织生产，全球进行销售的新愿景。这就是新的开放红利。可以预期，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的开放型经济将会逐步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新动力，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而且也将重新构建一个友好的周边环境，推动互利共赢局面的形成。这是可以期待的。四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红利。这些年，伴随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利于大众创业创新的土壤正在形成，国家创新环境正在改变，为创新家提供更好的文化、制度、投融资做保障的这样一个氛围正在形成，它有利于商业创新。为什么我们今天互联网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环境变了，而且随着上市制度的调整，一定会给创新带来极大的推动。而创新驱动一旦形成，中国经济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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