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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距离Brian Frezza和D.J. Kleinbaum离开硅谷谋求更好的发展还有4个小时。从童年起，这对最好的朋友就酝酿并守护着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用计算机科学治疗疾病。他们从六年前开始寻找投资者，当时，他们还只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生物专业的两名学生，但幸运之门并没有向他们敞开。
Kleinbaum说：“当你名不见经传的时候，没人会投资你，如果你的名字后面没有任何职位名号，没有人会支持你运作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所以毕业后，这对好朋友就离开了匹兹堡去获取创业所需的基础要素。Kleinbaum申请了斯坦福大学PhD项目，与此同时，Frezza去了圣地亚哥的斯克利普斯研究院学习。（猎云网编辑君注；斯克利普斯研究院是美国最大的私立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所。以免疫学、化学和实验生物学见长）2010年6月，就在Frezza准备论文答辩之前，他对他的导师表示，他的志向远在学术之外。
“当时他脸色铁青，”Frezza回忆道，“他以前好像一直认为我会成为他的门徒。”
之后的好几年里，这对好朋友都投入到编程之中，他们想建立一个机器生物化学实验室，将实验完成的速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打算为“生物纳米技术”首次申请专利，他们相信，基于这种理论基础而研发的新药可以治愈艾滋病和其他顽固性病毒感染。
Frezza最终和他的导师闹翻了，他当即推迟了论文答辩的时间，收拾好行李，驱车一路向北开了8个小时到达帕罗奥图市，在Kleinbaum的沙发上安营扎寨，奋力为建立公司而争取投资。
显然，他们融资创业的时期不对。两年前，风投公司对生物科技行业的投资骤降了三分之一，此后便一蹶不振。与软件业不同，生物科技初创公司尤其具有高风险和资本密集的特点，它们的研究时间长，计划模糊不清。从这对好朋友首轮融资受挫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了，现在他们更具备创业的资格了，然而迎接他们的依然是冷遇。没人会对两个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二十几岁的毛头小子下注 。Kleinbaum说：“我已经记不清吃了多少家风投公司的闭门羹了，有的还算客气，有的直接把我们轰出来。”
之后，他们打算金盆洗手回到匹兹堡，再去找天使投资和实验室场地。但就在离开之际，他们打算最后一搏。PayPal的联合创始人 Max Levchin是Frezza哥哥生前的上司，他的哥哥于2001年死于糖尿病并发症。 Levchin在其葬礼上讲话，并且多年来一直像导师那样关照着Frezza。Frezza把自己和Kleinbaumm想成立生物技术公司的计划和Levchin一说，他立马提供了种子基金，比这更有价值的是，他将Frezza和Kleinbaumm引荐给了PayPal的另一位创建人——Peter Thiel。据Levchin说，Peter Thiel是极少数打算对“科幻小说那样天马行空的东西下大赌注”的VC之一。
几天之后，在 Frezza和Kleinbaumm准备灰头土脸的回到东部之前，他们走进了Thiel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办公室。Thiel是Facebook的首个外部投资人和连续创业家，净资产高达20亿美元。但他认为硅谷的投资方向很不正常，对软件公司的投资过多，而对处理科学挑战的公司却投资不足。Frezza和Kleinbaumm的公司使用机器人和纳米技术治疗艾滋病，这正是Thiel想要帮助的大胆创新的有潜力改变世界的事业。
他们谈了半小时后，Thiel劝Frezza和Kleinbaumm将归期推迟一周，这样他就有时间劝说他们留在旧金山湾区。“他们在学术上的资历是足够的，并且他们并不是那种在学院里待了很久的老学究。”于是，这两个人就暂住在汽车旅馆里，利用一家自助洗衣店的Wi-Fi工作。这种波西米亚人似的流浪生活，一过就是几个月，然而这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具戏剧变化的几个月。冬季临近，他们的Emerald Therapeutics公司（之前已经取好名了）迎来了创始人基金的首个A轮投资。紧接着Frezza取得了博士学位，与此同时，Thiel也推行了一项新改革。
Peter Thiel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了解到生命有其尽头的那一刻。当时小Thiel只有3岁，住在克利夫兰的一间公寓里。一天，他躺在地板上的一块牛皮垫子上，问父亲牛怎么了，父亲告诉他牛死了。小Thiel拼命想把死亡的念头驱逐出大脑，他回忆道： “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困扰，从那时起我似乎再也没能摆脱死亡带来的不安。”
20世纪80年代，Thiel考入斯坦福大学。那时，他依然痴迷于死亡的“问题”，这也是他在遗传工程中研究的主要课题。但他没能耐心进行下去。他说：“生命科学与计算机科学不同，它需要人们更长久地学习，获得更多的学历，在你真正开始进行有趣的研究或着靠它赚钱之前，你需要10-15年的专业训练。”所以他迅速拿到了一个哲学学位和一个法学学位，非常有远见的开创了PayPal。那一年，他31岁。
2008年，Thiel的创始人基金第一次向生物科技领域的公司大量投资，投资对象是基因组公司Halcyon Molecular。投资一个刚刚成立三年的并且不被看好的生物科技行业公司，这十分反常。金融危机和新的联邦法规已经将生物科技推到了悬崖边上。生物科技公司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研制一种新药或疗法，而IT公司不同，它可以在几周内将“最小可行性产品”推向市场。显然，IT公司更能吸引投资者的眼球。甚至专门投资生物科技的风投公司也见风使舵地转向了电子健康设备，它们由字节构成，而非细胞。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对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资从2007年的60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39亿美元（直到2014年才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但Thiel却相信生物科技正处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3-D打印、虚拟化和自动化等创新技术正在降低试验的成本，强大的算法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成功洞见人类基因组，而不再需要长达数个星期的时间。
Halcyon Molecular公司开始通过解码整个人类基因组来治疗所有疾病，每人每次花费不足100美元。然而，创始人基金很快发现对生物技术的投资是极有野心的赌注，它用1000万美元来塑造公司的投资战略。2012年，一位英国的竞争者宣称他已经解决了Halcyon未解决的问题，所以Halcyon的创始人仓促关闭了公司（尽管之后他们发现来自英国的解决方案远不成熟）。Thiel意识到，生物科技公司一上来就想解决所有的医学问题，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他说：“要想规避小题大做，就不要一上来就对大量的工作展开研究。”
幸运的是，2011年创始人基金投资了另一家探索低价基因检测的公司，而且它只关注基因检测，它就是旧金山的Counsyl 公司。Counsyl追踪那些已经被科学研究所确认的少数遗传性失调症， Theil向该公司投资了1700万美元，对此他说：“Counsyl并没有认为人能治愈一切疾病，相反，它认为人类能改变的基因组实在有限。”该公司除基因监测之外还提供咨询服务，帮助病人理解他们的检查结果。Counsyl的CEO Ramji Srinivasan说：“许多公司是就基因组学研究基因组学，而我们的价值在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不关心你的技术多么前沿，他们关心的是技术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
Counsyl现在市值超过10亿美元，拥有330名员工，与大约1.5亿客户签订了担保合约。Srinivasan指出，公司发展的速度很快，又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创新，这深深吸引了过去因耐心不足而退出生物技术行业的企业家们。他说：“人们通常认为生物学比计算机科学更加麻烦。现在，我们有了公司这个工具，可以按部就班地雇佣科学家，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将会对病人的今天、明天和下一周的病情产生影响，而不是10年以后。”
生物科技界的独角兽企业
Matthew Scholz是典型的计算机科学家，对传统的医疗科学不感兴趣。2008年，他开了一家软件公司，专门管理城市物流车队的运作。当他准备卖掉公司的时候，他开始有一搭无一搭地比较起网络安全技术和人类免疫系统过程之间的相似之处。他说：“天啊，我只是假设一下，因为人体基本上都是由信息构成的，所以人们无疑是在对细胞进行编程。这个天真的想法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
到2009年，Scholz已经招募到了许多生物学家并引入了Immusoft，该项目可以对产生抗体的白血球的B型细胞进行“编程”，从而研发出“新药”。他们的理念是：不对病人进行药物注射治疗，而是提取病人的细胞，重组后激发其治疗效果，然后再将细胞移植回病人体内。当时，修正基因的细胞疗法并没有通过官方审批。（几年之后才出现了 Juno Therapeutics 、 Editas Medicine等融资数千万美元的公司。）该公司在创始人基金和其他投资公司那里获得230万美元，现在准备进行第一例人体试验。一但投入市场，Immusoft这种长期DNA疗法即将成为依靠处方药盈利的制药公司的劲敌。Scholz说：“一但我们治愈了所有依靠药物的病人，制药公司就完了。”
生物科学技术转入实际应用的困境以及出路
创始人基金的合作伙伴Scott Nolan说：“生物科学越来越像工程学，这一点让我们对自己的投资感到乐观。”除了Counsyl、Emerald和Immusoft之外，还有投资了Cambrian Genomics和Stemcentrx：前者是DNA打印技术的开创者，后者正在研究一种针对实体瘤的新疗法。但在面对高风险的生物技术时，就算是创始人基金这种投资巨头，也不敢贸然行事。Thiel认为，如果追求革命性而非增长性，“总会产生争论不休的问题。”投资者总是要等公司显示出哪怕一丁点儿的实力才肯投资，生物科学可以实际应用之前就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这导致多数科学研究依然只能在大学中进行。
2011年，Thiel的同事Lindy Fishburne找到了这一两难局面的突破口。作为Thiel Foundation的高级副总裁，Fishburne的任务是促进“政治的、个人的、经济的自由”，他面对死局同样感到沮丧，因为风投公司只会向风险最低、最安全的生物技术投资。他说：“那些有趣的生物技术的研发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根本没有资金的支持。我向Peter提议在市场失效的时候应该引入援助机制。现在，市场在基金创新的环节上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生物与科技的交叉学科上失效了，所以应该在此处引入慈善性质的援助。”
随着这一建议的提出， Breakout Labs诞生了，它使过去在学术界才能进行的科学研究突破了大学的界限，在现实中生根结果。Breakout找到了大学中的一些团队，它们只要有资助就能运行下去，以Thielian的话来说就是，给他们35万美元的种子基金让他们“越狱”去吧。如果公司能成功获取更多基金，那么这笔首款就会转为抵押资产的净值；失败的话，这笔钱权当是一次援助。
这种模式企图将福利带给所有人：大学可以自己研发的技术，政府发放的少量资助可以超越医学期刊的范围而应用到更广的领域，创业公司可以利用更多的资源长久地发展下去。Breakout曾投资过创业公司EpiBone，该公司背后的团队用1000万美元的联邦津贴，在实验室里研究可再生性假肢。去年秋天，它在另一轮融资中斩获了42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来自纽约市早期生命科学资助计划的投资。尽管该实验大有可为，但EpiBone的技术只能在猪身上进行实验。公司的CEO Nina Tandon面对现实的行业窘境不得不妥协，她说：“幸运的话，8年后这项技术将会面向市场。”
Breakout的其他公司正在生物科学的其他领域奋斗着：Arigos Biomedical为了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正在研究速冻器官的方法；Siva Therapeutics着眼于用金纳米粒子杀死肿瘤；Modern Meadow从人工培育的小动物细胞中再生出肉和皮。Cortexyme创业公司尤其勾起了Thiel的想象，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Casey Lynch正在努力更正过去的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是由脑部的畸形蛋白碎片组合发展导致的，她认为罪魁祸首应该是细菌感染，并推动着该假设的证实。尽管她的振奋人心的疗法还需要好几年才能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但在小白鼠身上已经得到了令人欣喜的结果。对痴迷于长生不老的Thiel来说，治愈折磨着三分之一的85岁以上的老人的阿尔茨海默症，是“这是我们最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
在Thiel所有的投资中，Emerald Therapeutics大概是最有潜力推动下一次生物科技革命的公司。不仅要研发新药，还想解决致使整个行业都无法发展的结构问题。三月，Frezza和Kleinbaum在南旧金山启动了 Emerald Cloud Lab，这款机械设备为其他创业公司提供了自动化技术，每个实验样本收取20美元的费用。研究者们可以借助它远程完成40多个生物化学实验，并通过网络进行编程。亚马逊网络服务让软件创业公司无需购买自己的服务器，Emerald Cloud Lab与之相似，Frezza和Kleinbaum希望通过给全球范围内的小团队提供虚拟实验室空间，促进生命科学的创新。多亏了Cloud Lab（云实验室），下一种特效药可以突破大学实验室的局限，而出自校园的某间宿舍中。总之，治愈一种疾病是人类高尚的目标，而Cloud Lab使治愈任何疾病都变得更简单。
链接：对“永生不死”的投资
下面的五位科技界巨头正在投资此项研究，以期超越人类的死亡宿命。
Larry Ellison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拥有550亿美元净资产，甲骨文联合创始人之一。他觉得没有理由停止投资，在解释为什么会投资上百亿美元来支持抗衰老的研究时，他说：“死亡让我非常愤怒。”尽管Larry Ellison的生物医学基金已于2013年转移了投资领域，但它依然是基因组学先锋Craig Venter的创业公司Human Longevity的投资者。
拉里·佩奇、谢尔盖·布林
作为Google的联合创始人，他们寻找多种途径抗击死亡：2013年，他们启动了谷歌的子公司Calico，致力于“治愈死亡”的研究。随后，Google又迎来了人类永生理论的领军人物Ray Kurzweil。存在基因突变缺陷的Brin比普通人更有可能患上帕金森氏综合症，他为该病的研究治疗捐赠了1.5亿美元。
Bryan Johnson
2014年，这位 Braintree 的创始人耗资1亿美元创办了OS基金，作为研究“量子跃迁”科学研究的投资工具，该研究包括对人类“减缓衰老”和“再生”的生物手段。“Johnson是针对Venter人类长寿计划的第一位外部投资人，该计划旨在将人类寿命延长到120岁。”
Peter Thiel
在他投资生物科技公司之前，这位PayPal的联合创始人、风投资本家正在资助SENS Research Foundation对长寿的研究，该研究由英国防老剂研究者Aubrey de Grey发起。Thiel相信，接受死亡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他认为“长寿会加剧人口过剩和经济不公”这种论调是“荒谬、反社会的” 的论调。Thiel说：“即使长寿存在一些问题，也比死亡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