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1月1日开始为员工提供零利率俗称“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贷款至今，6个多月过去了，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只收到了数个真正的申请。梁建章在企业内部实施的这一民间人口实验，贷款时限最长可达10年，在携程内部受到员工好评不少，但实际的反响则一般，除了数例真正申请的人之外，咨询了解的人有十几名。

　　在携程，70后员工有1800多人，其中非独人数为650人左右，由于年龄原因，这些人的生育意愿一般，很多符合条件的70后也都放弃了生二胎。

　　“目前的社会扶养费，很多人都通过各种途径不缴或少缴。在携程，缴款的人大多都做好了生二胎的准备，包括经济和生活方面。而有些人则因为经济和工作原因，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梁建章这样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

　　他的人口实验才进行了6个多月，全面放开二胎的号角已经越吹越响。

　　7月10日，国家卫计委通报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情况时首次透露，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这一表态与过去五次对同一问题的回应不同，被认为是一大突破。

　　同时身为长期呼吁放开生育政策的人口问题学者，梁建章的期待更加激进。“由于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远低于预期，因此，把全面放开二胎提上日程是有可能的。

　　此前，国家卫计委确认，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145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而卫计委一度的预期是，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

　　“中国的生育率不会超过1.7”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关注中国的生育政策问题？

　　梁建章：这与我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的研究方向有关。当时，我从不同途径收集来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差别很大，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已经下降到世界上最低国家之列。

　　比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已降到1.22。当然，对于这个数据会有不同解读。有人觉得会有偏差，可能存在漏报的情况，但就算把漏报的因素考虑进去，以漏报10%-20%的比例计算，中国的生育率也不过是1.4-1.5，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数字了。

　　时代周报：按照你的研究，如果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新增人口情况可能会如何？

　　梁建章：近年来，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是1.7-1.8个孩子。例如，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问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8个和1.6个。

　　在没有任何生育政策的限制下，意愿生育率只有1.7。而实际生育率会远低于1.7，因为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孕或不婚，还有很多人虽然想多要孩子，但经济和事业上不允许。所以，如果没有限制生育的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不会超过1.7的意愿生育率。

　　还有一个有力的论据可以说明，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不会大幅上升。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有四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它们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和湖北省恩施。这四地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而经过20多年的观察，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不超过1.8。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会大幅反弹甚至超过更替水平，真正的问题是，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可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才完成一半。今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移居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20年后的70%。

　　目前，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是低生育率的世界冠军，只有0.7左右。如果上海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未来，用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加权平均生育率就是0.7×70%+1.8×30%=1.03（农村姑且假设仍为1.8）。这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接近1.0，这将是灾难性的，因为那时候，每代人都会减半。

　　时代周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发达国家，生育意愿通常高于生育行为，但在发展中国家，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某些地区接近发达国家，有些地区接近发展中国家，所以，生育意愿并不能准确反映生育行为。与此同时，单独二孩政策落实至今不过一年，有些人甚至因为今年是羊年而主动避免，所以，一年的时间太短，不足以反映单独二孩政策的实际效果。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梁建章：一般来说，生育意愿通常高于生育行为，这是因为，从“心动”到“行动”。只有在缺乏避孕措施的情况下，生育意愿才会低于生育行为。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申请人数是最多的，这是因为存在“生育堆积”。国家卫计委最近也承认，“单独二孩”的全国申请数量，在2014年6-7月是每月15万对左右，目前每月只有8万-9万对。

　　而“今年是羊年而主动回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一份公开的学术研究报告《吉年生吉子·中国生肖偏好的实证研究》显示，从全国来看并不存在生肖偏好，出生人口规模的波动，更多是由于人口惯性的影响。其中1949—2008年间兔年出生的人口最多，达1.15亿人；而鼠年出生的人口最少，仅为9728万人。羊年虽然被冠以“不宜生子”的帽子，但羊年的出生人口总数较鼠、牛和猪年都多。同时，大众热力追捧的2000年（千禧龙宝宝）、2007年（金猪宝宝）和2008年（奥运宝宝），并没导致出生人口总数有重大波动。

　　中国的人口危机就像温水煮蛙

　　时代周报：经济学家早几年就开始讨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最近两年，制造业企业感受到了，服务业也能感受到，但普通人不太能体会，中国人平时的直观感受还是“人太多”。中国的“人口危机”什么时候会全面到来？

　　梁建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2012年减少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又减少371万人。一些中国人的直观感受还是“人太多”，那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中国的农村人口实际上在减少。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中国的人口危机就像温水煮青蛙，会慢到在一两年的时间跨度里根本感受不到变化。而且，因为经济的自然适应力，特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韧性，在人口危机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整个社会会不断调整，灾难可能不会突然出现。

　　但如果从10年、20年、30年这个尺度上来看，那将是一种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的变化。

　　时代周报：人口红利消失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影响？

　　梁建章：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这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和税收增加。

　　低生育率也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创新和创业的活力。随着人口老化，企业中老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年轻人的上升空间缩小，其创新和创业活力会大幅下降。

　　时代周报：一些出生率低的地方，会采用输入新移民和外地劳工来缓解。对于这些已经产生的影响，中国有什么实际的解决方法吗？

　　梁建章：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以通过输入新移民和外地劳工来缓解老龄化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不可能采用同样的方法。因为，上海户籍人口1400万，外来人口约1000万，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中国人能吸收几亿外国移民吗？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必须主要依靠中国自己解决，其中一个主要措施就是要提高现在过低的生育率，以便减缓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

　　时代周报：如果近阶段全面放开二胎，还合适吗？

　　梁建章：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有20多年。全面放开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时代周报：其实，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政策、妇女就业，而生育政策只是因素之一。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其他因子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于生育政策？

　　梁建章：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生育政策的作用比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验表明，生育率的高低其实主要不是由生育政策决定的，而主要是由社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可以比较一下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台湾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

　　印度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提倡少生”的政策，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仍达到2.65。

　　俄罗斯（以及前苏联）长期鼓励多生。然而，从1960-2000年，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生育率总趋势是不断下降：1960年总和生育率为2.52，1970年下降到1.99，1980年下降到1.89，2000年下降到1.21。近年来，俄罗斯生育率有所上升，但仍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提倡少生”的政策，1970年台湾总和生育率为4.0。在1990年代，台湾人口政策开始发生转变，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近几年更进一步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2012年台湾总和生育率只有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