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三大交易所全球路演传回一个强烈的信号：超大型长期投资机构配置A股的需求仍然强烈。多位参与此次路演的机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主权投资基金、中央银行和养老金希望获

　　就在前不久，卡塔尔投资局对A股的胃口让很多业内人士感到惊讶：50亿美元。目前单个机构最高的QFII额度上限仅为10亿美元，且单次批准的额度从未超过3亿美元。一些分析机构猜测，中国监管层可能会在资本市场开放的领域迈出新的一步——给予超大型长期投资机构一种特别QFII额度。

　　公开信息显示， 截至今年8月末，卡塔尔投资局尚未从中国证监会获得QFII资格。但有消息称，该机构正在向证监会进行申请；在获得QFII资格后，方可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投资额度。

　　监管层对于卡塔尔投资局这样的超大型投资机构进入A股市场显然持欢迎态度。这些机构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投资额度大、周期长，完全符合中国监管层对QFII的期许。

　　但是，目前对于QFII的额度限制将是最大的掣肘。熟悉此事的机构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外汇局需要对现有的QFII额度管理政策进行调整，“目前还没有听说有进展，至于是否会有特别额度，这个要看监管部门之间协调的结果”。

　　QFII“双层结构”

　　在至今仍然动荡的市场环境中，资金面和流动性困扰着绝大多数国际投资机构。但超大型长期投资机构却是一个例外。

　　专业资产管理咨询机构Z-ben Advisors近期的一篇报告称，资产管理机构对QFII额度的需求受到最终投资者需求的限制，后者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往往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缺乏信心。

　　近期一个周边市场曾同时发行六七只中国A股基金，结果募集效果都不理想。

　　但是，超大型长期投资机构却拥有大量的自有资金，且流动性充足。此类机构的投资着眼点也不在于短期获利，而是长期的配置型投资。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和QFII额度的限制，直接投资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资金仅占全球投资者配置总量的不到1%。但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超过8%。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机构投资者往往转而配置与中国相关的资产，如其他新兴市场，以及中国工业的上游领域，如矿产，以及相关资源国家的货币等。

　　而中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却已经与其他新兴市场发生了脱钩，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逐渐将中国市场视为一个独立的资产类别。其他的替代型资产则终究取代不了直接进入中国市场。

　　因此，Z-ben Advisors猜测，中国监管层或许将推出一个“双层结构”，即一般类型的境外机构仍然适用10亿美元的QFII额度上限，而主权财富基金、中央银行、养老金和大型保险机构则可以超过这一上限。

　　目前，挪威中央银行和香港金管局的QFII额度已经达到10亿美元。QFII名单中的此类长期投资机构数量也越来越多，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加拿大年金计划等。这些机构获批的额度也明显高于同期获得额度的资产管理公司。

　　一位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北美路演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北美的养老金，尤其是加拿大，对QFII额度的需求普遍很大。”

　　在欧洲，虽然西南欧各国深受债务危机困扰，但是北欧国家的日子还算不错。一位机构人士提醒本报记者注意，瑞典金融监管局今年4月刚刚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无一家QFII机构来自北欧这个最富裕的地区，而双方监管机构的上述合作备忘录是瑞典投资机构获得QFII资格的前置条件。

　　“小水管”的困扰

　　去年年底以来，中国证监会和外汇局分别加快了QFII资格和额度的审批速度；今年4月更是一次性推出500亿美元的新额度，使得QFII的总体规模扩张到800亿美元。

　　但是对于单个的QFII机构而言，目前的额度上限就好像给一个大水池安上一个小水管。不仅大型机构的胃口得不到满足，资产管理公司也普遍认为目前手中的两三亿美元的额度很不经济。

　　“单个机构的额度太小，与人员的投入不匹配，形成不了规模效应。”国内一家长期为QFII提供服务的券商人士对记者说。赋予长期投资机构特殊额度，仍然需要外汇局的政策支持。

　　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在新推额度这件事上两个监管部门的协调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二者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证监会既有中长期内推动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考虑，也有短期内提振国内投资者信心的意图。但外汇局则更多的是从长期角度规划资本项目管制放松的进程。

　　一些市场人士曾将外汇局加快审批QFII额度与去年四季度以来资金流入和外汇占款的减少联系起来，但是熟悉外汇局的人士称，这一因素不是外汇局的主要出发点。

　　“跨境资金的双向流动应该还属于正常范围，短期内的流入流出、外汇储备的减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等也未形成趋势。在这方面外汇局对于放QFII进来不是很急迫。”上述人士说。

　　“QFII额度肯定不够用，但我们也理解不可能一下子放得很快。”富兰克林邓普顿大中华区总监张伟也对本报记者说，“毕竟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需要一步一步来。”

　　Z-ben Advisors的分析师Chantal Grinderslev则对两个监管部门之间达成进一步共识持积极态度：“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穿透度’只有1%多一点，促进跨境资本流动、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应该是证监会与外汇局的共同目标。”

　　中金公司销售交易部执行总经理徐健告诉记者，我国台湾地区资本市场的开放，也经历了一个从有管理的准入到实行注册制的过程，这个过程花了20年时间。

　　事实上，不仅仅是额度的问题，QFII要大规模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还面临其他制约，比如资金的汇入汇出、税收安排，甚至是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司法上对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徐健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需要这个经济体自身的体量，以及货币的对外开放程度相互配合。就我国而言，除了货币当局推动人民币逐渐发展过渡为可兑换的国际货币之外，还需要其他金融监管和政策制定部门肩负着一定的责任。

　　“中国加入WTO十年有余，QFII制度也推出了整整十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接纳程度，进步都是巨大的。”徐健说，“资本市场的开放还是进行时，在监管政策、制度完善和具体执行层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