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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处于“三退三进”的动力转换期
杨成长说，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在加速转型，处于“三退三进”的动力转换期。首先，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传统动力依次“退潮”。一是低端制造业和低附加值贸易的退潮。2011年以后，我国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中低端制造业开始退潮，制造业投资开始下降。从我国客观环境来看，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资源禀赋更不适合低端贸易加工业的发展。
其次，房地产开始退潮。我国的房地产供应量已经达到峰值，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得越早，对保障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维护房价稳定，防止金融市场风险，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就越有利。从房地产调整对经济影响的角度看，2015年显然并不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未来两三年都将面临房地产大周期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第三，硬件基础设施投资也将逐渐退潮，硬件基础设施投资在部分地区和领域已经日趋饱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也逐渐从硬件基础设施投资转向软件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基础设施投资。
他认为，在旧的三大增长动力逐渐退潮的同时，新的三大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显现。一是我国制造业正加速升级，中高端制造业正在加速推进。我国的专用设备、交通设备、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等高科技或高新技术产业始终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目前，我国正在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沿路沿带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发展，带动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运、高铁、核电、大飞机等高端装备出口。
二是我国服务业正加速上升，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持久动力。我预计在未来正常情况下，服务业每年将以超过制造业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上升，这种比例结构的调整起码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完成。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无论是金融、地产和交运等传统服务业，还是信息服务、健康养老、休闲娱乐、创意文化、生态环保等现代服务业，都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而“互联网+”也将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三是我国的消费产业前景广阔，正在稳步增长。我国消费率仍然非常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低收入阶层消费空间巨大，服务消费正在加速上升，商品和服务消费都具有很大空间。
杨成长认为，在三大传统动力退潮的同时，三大新动力正在兴起。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动力是充足的。不过在过渡期，的确存在旧动力退潮快，新动力起步慢的现象，导致经济短期内过分失速。我国必须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熨平过大波动，保障平稳过渡。
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领域
杨成长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减速的主要风险是社会主体对实体经济投资热情下降，投资增速存在继续下滑的风险。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稳投资。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以加快重点领域建设和促进重点区域投资为抓手，以鼓励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为核心，以简政放权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为着力点，努力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投资的政策环境。
他说，我国已经从投资型制造型经济体逐步转变为服务型经济体，服务类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和根本动力。通过加快发展服务业来弥补房地产下滑和制造业产能过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稳定增长的关键。为此，各级政府必须要把扶持和推动服务业发展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要放弃过去通过设立各种类型工业园区和出台招商引资政策大力发展制造业的传统做法，学习和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思路。去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但是很多政策地方政府很难贯彻，抓手不明确，实施效果不明显。服务业不是土地推动型的，不是项目推动型的，也不是园区推动型的。如何有效推动服务业发展成了各地政府的大难题。
要根据三类服务业运行机制和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加强分类指导，破除发展体制障碍，尽快释放改革红利。第一类是政府垄断与管理的公益性服务业，包括传媒、文化、教育、医疗、水电煤气等公益性十分明显的行业，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明确哪些可以市场化，哪些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哪些可以由政府和市场主体相互结合来完成。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市场能做的事情都交给市场。第二类是国有资产占主导主体，垄断性和集中化程度非常高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交运和电信等领域。这些领域的核心改革方向是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与营运市场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第三类是大量的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不高的服务业，包括中介服务、商贸零售、社会服务等行业，需要政府彻底放开市场进入门槛，推动民营和外资大规模进入，推动产业的并购和重组，促进产业的规模化和集中化。
反思股市波动根源，检讨金融业改革创新中的偏差
杨成长认为，当下，我们应反思造成近期股市巨大波动的根源，认真检讨我国金融业改革创新中存在的偏差，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首先，必须要重申发展资本市场必须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的指导思想。股票市场的核心功能是对企业股权的合理定价和交易功能，任何泡沫化的股票市场都非常不利于服务实体经济。全面扩大股权融资是解决当前企业资金成本过高、负债率过高、推动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重要方向，但是必须以股票市场能对企业股权合理定价并提供交易流动为前提。股票市场失去了合理定价能力，股票定价普遍脱离了企业的内在价值，股票市场出现了持续泡沫，虽然在短期内出现了市场超常繁荣，融资承接能力大幅度增加等现象，但是从长期来看，必然带来股票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不利于股票市场合理配置资本，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更不利于群众财产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其次，要注重资本市场改革的整体性，特别是股票需求和供给体制改革的对称性。股票需求和供给体制的不对称，是造成这次股票市场巨大波动的重要制度因素。我国股票市场的需求端已经彻底放开，各类主体和各种资金进入股市的渠道基本通畅。股票发行仍然实行审核制，上半年加速发行，IPO发行也不到一千亿元。这种股票市场需求和供给机制的极度不对称性，形成了短期内几万亿元股票需求对应几千亿元股票供给的局面，引导投资者形成不合理预期。因此，在股票市场需求端已经放开的同时，股票供给端市场化改革必须加速，要加速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要把发行、上市、交易、下市的权力交给证券交易所，让证券交易所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组织者。
第三，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必须尊重实际，符合国情，不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要充分认识到由于实体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形态的不同，民众的投资能力和意识不同，资本市场运作的整体制度环境和监管能力的不同，一些在欧美能够正常运用的金融工具和创新，拿到我国资本市场来未必能很好发挥作用，甚至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风险。
第四，必须要尽快弥补我国金融创新改革所形成的监管漏洞和制度漏洞。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创新在加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市场边界和监管边界日趋模糊，横向联系在增强，纵向联系在削弱，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行为和金融工具成了监管的难点。我们必须要汲取股票市场场外配资监管缺失的经验教训，系统梳理金融市场上存在的监管漏洞，重点清理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及时发现问题，评估风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全面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治理水平。
(责任编辑：DF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