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

　　把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视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并不为过，因为作为美国政府的“三朝元老”，特别是两任布什政府的重要幕僚，他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当中的关键人物。如果说20世纪的中美关系里，亨利·基辛格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那么在21世纪，只有佐利克才可以与之相比。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的角色需要调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角色也需要重新定位，要将已经取得非常巨大成就的‘改革’推向更高、更广的平台上，这样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2年12月14日，来华参加经济学家年会的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

　　“操盘”美中关系

　　1953年7月25日，佐利克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小城内珀维尔(Naperville，Illinois)的一个拥有德国血统的家庭。上世纪80年代，拥有金光熠熠学历背景的佐利克顺利进入了美国的主流政坛，当时正值里根政府时期，年纪轻轻的他在两德统一谈判中一战成名，令他在华府崭露头角，并在欧洲拥有了很高的声誉。

　　之后，佐利克又先后在老布什和小布什的政府内任要职，并成为小布什总统班底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为美国解决了大量棘手难题。2000年，佐利克开始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其间他因为积极参与推动中国加入WTO而被国人所熟知。之后，佐利克又成为促使中国台湾加入WTO的重要推手。

　　2005年9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发表了一次足以载入中美关系史的著名演讲——《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在演讲中，佐利克借用金融术语stakeholder，首次提出了中美双方是“利益攸关者”的概念，这在当时美国政府与国会一片“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中，给美国主流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和新策略。

　　后来，“利益攸关者”成为小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正式表述，也得到了中方相当正面的回应，佐利克富有新意和善意的声音同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同年12月，中美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战略对话。美国媒体因此如是评价佐利克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作用：是他避免了中美之间出现“大乱子”。

　　首席“拥抱熊猫派”

　　2006年1月25日，时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访华期间专程参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日常生活中的佐利克常常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连小布什总统都表示，他从来不会跟佐利克开玩笑。但是，佐利克怀却面露微笑，抱着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晶晶的原型——大熊猫“晶晶”留了影，他表情格外温柔。

　　这张照片被迅速刊登在了中美重要媒体上，并被解读为中美关系出现新气象的一个标志。美国媒体甚至由此创出两个新词汇：“拥抱熊猫派”(panda-hugger)和“屠龙派”(dragon-slayer)，分别借指美国政界主张与中国接触并合作的人士和敌视中国、主张遏制中国的人士。 而佐利克当然就是“首席”拥抱熊猫派了。

　　在美国政府决策层中，佐利克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拥有比较深入了解的政客，而且他代表的还是倾向于与中国合作的力量。

　　佐利克曾多次造访中国，从北京、上海等现代化大都市到四川、安徽、贵州的贫穷小山村，这使得他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佐利克称得上是个“中国通”，从中国的历史到当今的现实问题，他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令人惊讶，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毛泽东、邓小平；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再到如今中国的房价和户口政策，佐利克都能侃侃而谈。

　　和很多外国政治家不同，在此次采访中，佐利克在谈及中国问题的时候，用词上很少说：“中国”(China)应该如何如何，而是常常说：“我们”(We)应该如何如何。

　　临危受命世行

　　2007年6月25日，佐利克临危受命，接替因“女友门”事件而辞职的保罗·沃尔福威茨担任新一任的世界银行行长。此时的世界银行，面临声誉、资金、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困境，甚至有媒体形容其为“一条行将沉没的破船”，“新船长”佐利克能否力挽狂澜备受世界瞩目。

　　不过，评论人士大多非常乐观，因为佐利克的性格具备几乎不可复制的世行行长的优势：他历来擅长走“中间路线”，是个“精明的中间派”，他不左不右、非鹰非鸽，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非洲都给予其好评，但他并没有因此偏离过其核心目标——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佐利克被确定为世行行长之后，他挑选了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担任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行历史上首次选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林也是第一位担任这一职位的中国人。

　　2012年7月，佐利克在世行的任期已满。回首5年的成绩，佐利克“重新定位世行”的工作得到了业界极大的肯定，媒体称其不仅带领世行重回正轨，还实现了世行由“破船”到“航空母舰”的转变。佐利克任职期间虚怀纳谏，他的性格虽然严肃但亦很温和，与其前任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饱受非议不同，佐利克得到美国、欧洲、亚洲等很多国家的极大认可。

　　在佐利克的职业生涯中，所涉及的领域和所担当过的职位可谓种类繁多、跨度巨大，这在各国都实属少见。作为“三朝元老”的佐利克也曾几次暂别政坛，下海做了几年的“银行家”，1993年，随着老布什的卸任，佐利克先后进入房利美公司和高盛公司担任要职。2000年，在辞去副国务卿职务后，佐利克又“重返”高盛。就在人们猜测，离开世行的佐利克会不会重回华尔街的时候，佐利克宣布已经加盟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表示，在扮演过外交家、政治家、银行家等角色之后，他想专心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了。

　　对话罗伯特·佐利克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在十八大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塑中国经济结构的计划，核心是“调结构、促增长”，您对此有何看法？

　　罗伯特·佐利克：首先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最终还要由中国政府去作的决定。但我可以提供一些我个人认为可行的方式。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为了彻底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目标，中国首先需要重新定义政府角色，要从一个能够直接控制行为的角色转变成一个可以系统的、遵循法律法规的角色，这些规则涵盖土地、企业、劳动力市场等诸多方面。其次，中国经济未来需要更多地依赖于私营企业及市场，而不是国有企业。为了完成这样的一种改革，中国需要解决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在某些行业当中的主宰角色。同时，中国还应该多元化所有制结构，降低对私有企业的准入门槛，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上的准入门槛。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需要对国有企业重新定位。您能否更为具体地谈一下这一观点？

　　罗伯特·佐利克：首先，我们可以加强对国有企业内部，尤其是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变革，使其运行机制更符合国际化标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国企在这个方面有所努力并正在改变。其次，市场化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也应该适用于国企，比如我们可以将国企的管理层和所有者进行分离，让所有者还是依旧持有股份，但管理人相对独立。我们都知道，国企中的高层，如果他们希望进行并购或者其他一些企业运作，他们需要获得国家或是党的许可。另外，在分离所有者与管理层职能的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将所有人的所有权进行多样化，比如将其中的一部分所有权出售给私人或者其他国家的投资者。

　　《中国经济周刊》：您谈到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需要更多地去激发民营企业活力，那么，中国首先应该解决好哪些问题？如何平衡国企、民企之间的关系？

　　罗伯特·佐利克：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如何定位国企最终还是要看国企在整个市场当中是否具有真正优势，有时国企是靠其在获得资源的途径上有非常大的优势才获得市场地位的。我们希望未来民营企业可以在竞争上拥有一个更公平开放的平台。

　　这有点像是一个方程式的两边，一方面我们希望国企能够更像民企那样运营，比如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等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国企能够从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竞争。我们回顾中国过去的30年可以发现，国企在这期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比如有出现很多合并、收购和关闭，实际上，我们的国企已经走向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

　　中国民营企业所遭遇的最大发展瓶颈还是资金的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进一步深化财政和资本市场改革的同时，可以让民营企业能够更加容易获得资本。我曾向丁磊先生询问过他第一桶金的来源，他的答案是这来自于他的家人。我相信可能在中国，很多企业家都是以相似的方式去起步的。我们看到很多美国互联网公司和软件开发公司都是在自家的车库开始创办的，但是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资金。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但是，在中国很多银行在考核是否放款时，都是基于抵押物，而不是基于企业的新技术和新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虽然要明显乐观于欧洲和美国，但是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您认为，中国经济如何才能寻找到新的成长动力？

　　罗伯特·佐利克：我们要重新关注这个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保体系、企业、土地以及劳动力等等方面的创新，并以此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增长。我以户口改革作为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流动人口来到北京、上海，但是他们世代在这些大城市生活，却没有办法很容易地进入到当地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服务。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或者上海政府可能目前也没有能力在这些方面提供充足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会保障体制，就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推进户口自由化，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去全面、稳健地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