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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农村金融改革起步 2020年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

2015-8-6 6:27:09东方财富 【字体:

日前,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家部委会同四川省政府联合出台了《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这标志着成都成为全国首个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城市。

  日前,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家部委会同四川省政府联合出台了《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这标志着成都成为全国首个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城市。

  农村土地问题专家、成都市社科院原副院长陈家泽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

  者称,在统筹城乡试验中,进行了以确权为核心的土地改革后,需要改造传统农业,植入现代要素,将传统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生产方式。“这个时候只靠农民是不行的,需要金融机构介入。”

  土地改革进一步深化

  2014年后,随着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成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步入深水区”。

  “未来怎么走,从哪里开始探索,有很多争论,”成都市统筹委一名官员称,“而《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出台,是中央对成都改革的肯定,也将代表着未来一段时间成都市统筹城乡改革的大方向。”

  陈家泽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是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实现农民增收,这也是农村金融改革改革的目的,即:释放农村和农业的生产力,实现农民增收。这需要资本的支持。

  “农民用什么来取得流动性?只能和金融机构做生意,凭借自己在农村的产权,采用抵押和质押的方式,取得金融资源,实现再生产。”陈家泽说,“但是当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高度稀缺的时候,取得难度很大。这就解释了在试点方案中,为什么提出要加大金融机构的进入力度的原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成都将承担包括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健全配套政策措施五个方面的19项细分改革领域。

  按照部署,成都将力争到2020年,建立较为完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在关键领域、重点环节取得重大突破,率先形成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金融支撑体系,基本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

  成都市金融办银行与保险处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未来将根据《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将具体内容交由各区县负责实施,努力寻求金融在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农村改革重点领域新的突破。

  推动更多金融机构“下乡”

  《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列举了5个改革方向,其中第一个改革指向了“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

  重点内容涉及加强对“三农”发展的金融支持,其中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的深化改革以及强化中国邮储银行成都各县(市)以下机构网点功能建设等。

  陈家泽称,原有的四大行全面退出农村市场后,体制内的金融机构只有信用社和农商银行,以及政策性的农发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但这些机构无论从网点和金融资源,配资能力,都无法胜任目前的农村金融改革需要。基于此,央行文件提出了新增农行和邮储银行进入农村市场,它们也将在未来承担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

  而根据央行在今年年初的安排,述四家银行涉农金融业务的布局方向是:农业发展银行要在强化政策性功能定位的同时,加大对水利、贫困地区公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力度,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国家开发银行要创新服务“三农”融资模式,进一步加大农业农村建设的中长期信贷投放;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要覆盖全县域支行;邮储银行则要拓展农村金融业务的深度和广度。

  “此举将弥补三农领域流动性稀缺的问题,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陈家泽表示。

  而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方面,《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提出通过创新农村多元化的财产抵(质)押方式,推动金融资源与生产要素自由结合。

  陈家泽说,在未来农村金融改革中,这一点是最难的,“而成都市在此前进行了诸多试验,但均未产生很好的效果”。

  陈家泽认为,要找到让农民和金融机构接受的路径,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是要加桥梁,当作为市场主体的银行很难给出合理对价的时候,政府就需要承担桥梁制的金融服务,如用自己的信用来担保,但又不能兜底。

  第二是使用合作经营的方式,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把自己的信用捆绑在一起,包括联保的形式,解决在生产过程中的小额贷款或者是较大数量贷款的信用担保问题,而不仅仅是用经营权去贷款。

  陈家泽说,“合作式金融尽管属于草根形态,但最能够了解农村和农民家庭等农村市场主体需求,在金融和服务产品创新的时候,需要进一步包容农村新型合作式主体的增长。”

  改革强调“自上而下”推动

  自2007年被列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后,成都在农村改革上有诸多突破。崇州市隆兴镇副镇长周维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该镇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农业设施的抵押贷款等方面已经做了多年探索,“这些探索都是我们先做,然后将成果上报上一级主管单位,并形成地方探索的经验再上报中央”。

  但周维松也认为,自下而上的改革仍有诸多局限性,如由于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在争取银行贷款时,往往申请时间长,贷款额度小,“农民做了很多努力,但信用的考核标准依然由银行掌控”。

  但金融机构在这一方面亦有诸多方面需要突破。作为成都农村金融改革的主体之一的成都农商银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该行“三农金融”调研报告显示,涉农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的逾期违约问题有其特殊性,农户的长期信用高于短期信用,涉农贷款的长期实际损失率远远低于短期不良贷款率。

  对此,成都农商银行称,这就意味着涉农贷款长期看违约率低,关键在于企业的资本拨备和流动性良好等经营质量如何。

  此外,成都农商银行称,农户的小额信用贷款因缺乏有效担保物导致融资难,传统做法支农信贷产品贷款金融从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但能否根据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需要适时调整额度,既无主管规定要求,也面临贷款风险”。

  陈家泽称,这实际上是净化和提升农村信用体系的基础性工程,目前农村的信息不对称严重,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难度很大。

  因此目前《成都市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中提到的“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征信市场培育”,被认为将自上而下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

(责任编辑:DF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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