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欧洲小国塞浦路斯成为新一轮国际金融漩涡的中心。围绕对该国的金融救助，上演了跌宕起伏的惊险剧。不管最终能否化险为夷，其引发的三大教训值得深思。

　　首先，银行过大的教训。塞浦路斯为地中海岛国，人口不足90万，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约170亿欧元(约合221亿美元)，但高度发达的银行业资产规模却是它的7倍以上。塞浦路斯向国际社会求助的100亿欧元，仅为其银行业一小部分资产，却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7%。

　　这一教训说明，一个国家的核心产业如果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过大，就有可能成为脆弱的怪兽，一旦受到冲击，本国财政无力救助，经济便濒临危境；而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介入，还可能引发“道德风险”。

　　其次，监管不力的教训。长期以来，欧洲的金融业开放程度高，跨境资本流动相对自由，特别是在欧洲内部，银行业交错互生。例如，塞浦路斯银行业对希腊就有大量风险敞口，而俄罗斯又在塞拥有巨额存款。在国际化的金融业中，国家对本国银行业的监管远远不能应对潜在风险，且银行业股本要求不够高，一旦危机出现，监管防火墙如同虚设。

　　再者，非理性决策的教训。已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穆萨曾将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总结为三个危机：流动性危机、主权危机和“愚蠢危机”。观察近期塞浦路斯的宏观经济决策，不难发现其中的慌乱、短视与非理性成分。

　　这种非理性决策又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错判民众的忍耐力。为获取国际救助资金，纾困本国银行业，塞浦路斯当局匆忙决定向储户征收存款税，直接向民众“剪羊毛”。这种做法确是来钱捷径，但必然遭到储户强烈反对，银行挤兑危机一触即发，塞浦路斯不得不随即进行资本管制。

　　另一方面，对小国危机的传导效应估计不足。一些欧洲人认为，塞浦路斯经济规模小，即便国家破产，风险也属可控。殊不知，国家不论大小，一旦轻视国家信用，以之做赌注试探市场，到头来只会因小失大，在欧洲其他国家引发资本外逃等负面连锁风险。

　　在塞浦路斯危机中备受煎熬的不仅是本国民众，还有欧洲人的集体信誉与道德水准。围绕一波又一波的债务危机，欧洲的狼狈和道义上的进退失据，令人叹惜，亦令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