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力,我十分看好中美两国的未来。” 在亚洲协会与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合主办的“创新2013:从硅谷到中国”会议期间,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会长乔瑟特·希兰(Josette Sheeran)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希兰表示,通过与世界的经贸往来,中国获益颇丰。中国应当保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事务的态度。在她看来,技术将是未来的竞争力,“没有人质疑中国未来将成为技术大国”。
在担任亚洲协会会长之前,希兰曾任世界经济论坛副主席,此前还担任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总干事。她还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经济、商务与农业事务副国务卿。
亚洲协会是由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于1956年创立的一个无党派、非营利的国际组织,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其宗旨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促进美国和亚太地区的民众、领袖和机构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第一财经日报:亚洲协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目前的战略重点是什么?
希兰:亚洲协会有着非常特殊的使命,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基于相互尊重和建立共同点的组织之一。我的重点是建立美国与亚洲,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共同点。整个世界和人类都面临诸多挑战,如果中美缺乏互相理解,我们就无法应对这些挑战。因此,我感到作为亚洲协会的一部分并为共同目标而努力是如此至关重要。
日报:建立起连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但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从外交角度来看,美国将亚洲置于战略轴心,并发起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日本与美国关系紧密,现在中日美三国之间形势复杂。你认为一个怎样的三角关系才能对中国、美国和世界更有建设意义?
希兰:美国真正将亚洲关系视为轴心始于19世纪70年代,那时跨太平洋贸易赶上了跨大西洋贸易,这是现代历史上美欧贸易第一次与美亚贸易旗鼓相当。在那之后,事情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变化。美亚之间的纽带自80年代实现了真正的迅速发展。我认为某些意义上,商业、经济和文化走在了外交之前。在我看来,中美外交尚未跟上中国吸引力和利润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当今社会,我已经无法想象倘若没有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该如何解决世界上任何重大挑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阶段。几十年来,人们都在预测亚洲能够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那一天,而这一天已然到来。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的成长壮大以及东南亚走出1998年经济危机,这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从真正意义上,我们看到了亚洲掌舵世界历史进程的游轮,亚洲的能力和存在让这一点尤其突出。如何消弭分歧并没有简单的回答,但我深切明白,我们相互依赖,如果不去努力弥合分歧,将会危及中日美三国的下一代,因而寻找建立桥梁的方法是我们的一大职责。
日报:作为前任美国贸易副代表,你是否建议中国积极投身于加入TPP的各项谈判?你是会说服美国和日本接受中国成为其中一员?
希兰:贸易是一大外交手段,我在美国政府任职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美国贸易办公室,协助定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国正式与全球经济建立了联系。通过与世界的经贸往来,中国获益颇丰。我认为中国应当保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事务的态度。TPP发展加快、势头增大,将会提供新的贸易格局和机遇。我认为中美两国非常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何应对这些新的格局和机遇,以及让中国参与贸易规则制定的讨论。开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执行WTO规则是我多年来贸易、经济、外交工作的最重要经历之一。
日报:对于中国而言,成为TPP的一员是不是一个好的战略选择,目前在中国尚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建立一个新框架,就像在上海自贸区内所做的,可以与TPP一样具有更高的标准。对此你怎么看?
希兰:我知道中国会根据自己利益考虑该怎么做。但贸易的一项挑战是,双方理解越深入、规定和方法越协调,贸易就越容易进行。选取最为便捷的方式开展贸易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因而越多的国家能够联手建立一个共同框架越好。对于具体的时间和方式,相信中国有自己的评估,但努力推动对话十分重要。上海自由贸易区并不同,这更多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让外国在华投资更容易。很重要的一点是,创造机会让中国找到最好的方式来吸引外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未来取决于它们的投资便捷度,就像爱尔兰所做的:刺激投资,让投资更便利,从而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中国在上海建立自贸区具有广大前景,中国应当在其中推进各项改革。
中国未来将成技术大国
日报:现在看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尽管许多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持有乐观态度,但许多美国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正变得更加悲观。从中长期看来,你对中国是否依旧持有乐观态度?
希兰:我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力,我十分看好中美两国的未来。从根本上来看,我们会看到中国成长为一个富有创新力的国家。在全球讨论和全球科技未来中,中国的影响力让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这些只会变得越来越好,却也带来一个问题:未来并不仅关乎竞争,更关乎潜在的合作。在某些领域,我们发现彼此可以互补,中国的长处配上美国的知识,能够切切实实地为世界上许多重要领域,诸如全球环境、食品生产,以及其他全球挑战,带来互惠互利,其中某些领域的潜力很大。我觉得我们应该从长远角度看,为后代着想,中美的互相理解将会更重要。
日报:中国很希望能够进口那些现在还不被允许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但美国在这方面仍然不愿放开。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放松这方面的禁令,未来向中国出口更多高新技术产品?
希兰:中国有所限制,美国也有所限制,但限制的区域都很小。在这些特定的区域,出于安全等考虑,科技和贸易仍然有所管制。我觉得中美两国应当聚焦机遇。中美两国各有限制是十分正常的,每个国家在特定领域都会有所限制。
日报:就商业环境而言,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商界社会似乎对中国感到悲观,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有所下滑。你是否有所同感还是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希兰:我听闻过不同看法,我感到人们并不确定中国的未来方向,他们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在变化太快的时候选择放慢步伐,还是会选择继续改革。每个人都在关注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不过,如果中国领导人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暂停脚步,来评估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最终,人们会对中国改革的速度和适应世界的能力感到惊讶。人们将崇敬中国所取得的变化,也应当对中国未来的挑战怀有敬畏之心。中国还有很多事情未完待续,因此不会停下脚步。我知道许多人已经脱离贫困,但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不了解中国某些地区贫困的程度之深。他们不了解,因为他们看到中国让4亿人口脱离贫困,但或许还有7亿人口仍然过着艰难的生活。中国的改革之路还任重道远。
日报:中国已经将创新定位为一项关键政策。中国能从美国的创新企业和决策者那里学到什么经验?
希兰:有不少经验可以学习。一个涉及中美双方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培养孩子们成为将来富有创造力的一代?对美国来说,教育体制应当为培养创新型人才而量身定做。中国的教育体制十分严格,所以学生们在学习科学和数学上要多花一些功夫在背诵记忆上。哪种方法会带来更具创新的未来?我们还不知答案,但我相信中美的两种教育方式各有千秋,将来如何还是要拭目以待。我很期待见到中国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
日报:有人说中国真正缺少的就是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天才。
希兰:一个社会尊重有不同想法的人很重要。这会是中国考试制度的一个大问题。实际上,整个教育体系应该给予具有卓越特质的人才某些空间。对于那些从不墨守成规,富有创造力的奇才,美国给予了他们充分的发挥空间。乔布斯从大学辍学,开始学习书法。在欣赏书法之美的同时,意识到我们需要新的字体。对于当时的电脑模型不能在显示屏上实现动态操作这一点,他十分苦恼。这一点是他通过书法的学习得以发现的。深谙中国传统艺术或许是将创造力带入左右脑的一种方式。中国为了使它的教育系统能够让学生的左脑发达,有了许多进步。我认为中国是个很有创造力的国家,我们在中国举办了不少艺术表演,因而看到来自中国难以置信的创造力。将来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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