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进入21世纪后，全球力量格局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学者通常称之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RiseOfTheRest)。这自然是西方的国际关系概念，他们喜欢把世界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其他”指的是非西方国家。现在这两个群体的经济总量差不多已经旗鼓相当。

　　另外一个现象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那就是“中等强国”的抱团取暖和联合自强，已经开始形成全球治理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何谓中等强国？他们并非全球性大国，但在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较大发言权和影响力，并能在参与和关心的国际问题上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开辟符合本国国情和实力的折冲空间。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南非、阿根廷、埃及、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和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许多国家，都可以列入这一类别。

　　长期以来，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世界中，大国一直是核心，具有关键性影响，决定着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形成和演进。中等强国因不具备媲美大国的实力，没有决定性的全球影响和制度优势，故常常不被重视，处于边缘状态。

　　进入21世纪以来，依托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国际大势，中等强国联合自强意识增强，集体发声增多，日益成为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新一轮全球化中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历史上可与类比的是，60年前万隆会议前后亚非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民族独立。

　　这次新兴国家的崛起由于综合实力强弱和发展速度的差异，出现梯次性发展局面，逐步形成以新兴大国为龙头、新兴中等强国随后、其余新兴经济体为后备的多层次结构。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沙特阿拉伯等中等强国，背靠新兴国家集体崛起的有利态势，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实力持续增强。这些增长强劲、各具特色的新兴中等强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意大利等“老牌”中等强国，共同构成如今的国际“中产阶级”，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扁平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当前，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发展方面开始显示其实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这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上，由韩国、墨西哥、阿根廷等中等强国牵头的“团结谋共识”运动，打破了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四国联盟”希冀以抱团捆绑方式、强行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设想。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成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二十国集团(G20)中，澳大利亚、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尼、阿根廷、沙特等中等强国，首次直接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顶层设计，由全球制度新规范、新理念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为主动倡导者、制定者，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全球治理体系规划、创建完全由大国把持的旧模式。中等强国利用G20机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平等的参与、决策权，在法理上享有与大国同等的决策权，实现了从过去游戏规则遵从者向制定者的转变。

　　目前，作为全球治理主要平台和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走向中坚力量的G20，内部构成大致为三类：七国集团(G7)、金砖国家(BRICS，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中等强国。其中，G7代表西方守成大国势力，BRICS则主要由新兴大国组成。中等强国作为独立的“中间地带”，其战略价值引起两大群体重视，成为双方争取、联合的对象，时常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中等强国已认识到自身的潜能，也努力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寻求更多的战略空间。在2013年9月联大期间，韩国牵头联合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四国成立五国外长定期会晤机制(MIKTA)，宣告“中等强国合作体”这一新机制的诞生。次年4月，五国外长再度聚首强调中等强国合作体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新动力，并进一步明确以此机制为平台深化合作、强化协调的共识。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建立打破了国际多边机制不是发达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分界线，作为内聚统合整体，开始发挥第三种势力的作用。基于中等强国群体影响力上升的现实，欧美国家已考虑吸收其力量来充实、补强自身日渐衰退的影响力。

　　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将俄罗斯排除出八国集团。有智库建议G7吸收韩国和澳大利亚，再联合欧盟组成“民主十国”。新兴大国也重视增强同中等强国的合作，金砖四国就是在吸收中等强国南非后成为BRICS的，意味着新兴大国正在注入更多中等强国元素。印尼、墨西哥都曾是被广泛看好的“第六块金砖”。

　　目前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凸显，但由于中等强国在组织化、机制化方面比大国落后，尚未能将散落于各中等强国之间的利益诉求，转化成明晰统一的意见表达和政策主张，其整体性和独特性作用未充分显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中国外交“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布局结构看，尚缺乏对中等强国的战略考虑。中国需要思考在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中，适度给予中等强国恰当的战略定位，积极利用中等强国的战略资源，进一步丰富中国外交的布局，优化外交力量集约运用。中国可以通过挖掘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独有的战略意义和潜藏价值，将中等强国元素巧妙糅入中国全球治理的统筹谋划，实现中国外交特色和中等强国特征的交融互嵌，从而进一步达到合理运筹、高效调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资源分布的目标。

　　首先，以中等强国为战略支点推动区域、多边机制网络建设。中等强国有较强的地区影响力，可以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中国通过发展与它们的双边关系撬动与其他关联国家的互动。因此，可以按照“中国+中等强国+X”模式构建区域治理机制，实现与现有区域多边组织既相互分工，又彼此衔接的区域多边网络架构。

　　在北约部队即将撤出阿富汗、阿国内面临安全真空背景下，中国联手巴基斯坦启动后北约时代阿富汗问题交流磋商的中巴阿次区域三边对话机制，便是一例。

　　其次，注重发挥中等强国在公共外交中的集聚和扩散功能。系统梳理中等强国国情经纬发现，中等强国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文化属性涉及人类多种不同模式，如文明类型包含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儒家三大体系以及杂糅混合型国家。按社会制度分类，有共和制、君主制。从政治体制看，包括多党制、两党制甚至无党制国家。以发展水平来说，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中等强国一般有较强的文明代表性和政治号召力，如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文明的发祥地，是伊斯兰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者、伊斯兰教逊尼派标志性国家。伊朗以波斯文明承续者自居，一直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标杆。印尼是不结盟运动和亚非会议发起国。西班牙作为拉美前西属殖民地宗主国，与西语美洲保持着紧密互动。西班牙文化对广大西语国家有较强的感染力。

　　再则，需要将中等强国归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范畴，形成容纳守成大国、后起大国以及地区大国宽维度、多向度的大国关系网络。中等强国在全球范围内或许力量有限，但在地区却显得举足轻重。如西亚海湾便有中等强国群雄林立的政治生态特征，中亚、南太平洋则因没有大国，中等强国成为称雄一方的诸侯。哈萨克斯坦和澳大利亚作为唯一的中等强国长期把持区域大国地位。

　　考虑到中等强国在所活动的专注辖区内权力集中度更高、针对性更强，仅就部分地域的局限空间来说中等强国已经可以分担大国责任，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相比大国差距不是特别悬殊。因此，将中等强国这类兼具一定的独立意愿和自主能力，渴望维护自身较大自由度和行动灵活性的特殊国家群体，捏合糅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外交中，既是对既有大国关系的有益补充，也是探索、拓展新型大国关系意涵的有效途径和实践渠道，从而有助于创建包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的大国共生共处理念。

　　客观来说，中等强国毕竟不是世界大国，将中等强国置于大国外交布局中，一定意义上顾及了广大中小国家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使中国外交的大国关系成为撬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杠杆原点。这样不仅能够冲淡新型大国关系的权力政治味道、超越西方旧式逻辑中“唯大国决定论”的惯性思维，还可以避免部分国际舆论将新型大国关系等同于“两国论”(G2)的恶意误读和刻意曲解，有力还击部分别有用心人士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中伤、诋毁，进而增强中国周边外交的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染力。getty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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